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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八六

  我在一身疲憊和不安中回來。林阿姨像料到我的不安,在我回來前已經把上校安頓上床,並替我鋪好地鋪:在上校的玩具間。她就坐在上校下午畫畫坐的凳子上等我回來,手上夾著煙。我比她預想的要回來得遲,我注意到,煙缸裡已經躺著兩個煙蒂。她問我要不要來一根,我說不要。我以前抽過煙,後來為攢回家路費戒了:我的機票錢就是這麼一分分攢起來的。她說她是在前線醫院裡學會抽煙的,那時經常有缺胳膊斷手的傷兵,他們苦悶,要抽煙,煙癮大,自己沒手,抽不來,都靠她喂他們抽,就這麼不知不覺自己也上了癮,像傳染的。

  「後來戒過,」她說,「這幾年不知怎麼的又死灰復燃。」她確實這麼說的:死灰復燃,包括前面的「喂他們抽」。她說話經常冷不丁會冒出一些有趣的詞,幽默一下,一邊笑著,展出更多皺褶。

  我知道,抽煙可以一定程度地緩解人的焦慮。我也知道,是照顧上校的煩心把她的煙癮又喚醒了。不是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嘛,還有什麼比長年累月對付一個七老八十的小孩子更讓人焦慮煩心的?她卻不這麼看,她說照顧上校讓她感到無比安心,累是累,但累得有勁,有寄託,心裡踏實。

  抽著煙的她,有一種老人的威嚴和通達。

  突然,她掐掉煙頭,對我直通通說:「我想你來這裡不僅僅是來看他吧。」

  語焉不詳,我不知該怎麼作答。我坐在唯一一張小板凳上,心思一亂,想站起來,好像心思是有重量的,小板凳吃不消。

  她對我擺擺手,示意我坐著別起身,接著說:「你可能更想來看我,村裡人都把我當作個怪人是吧?」

  我說:「沒有,他們都說你是個大好人,都叫你觀音菩薩。」

  她說:「是啊,怪的就是我為什麼對他這麼好,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說:「因為你們曾經是戰友。」

  她說:「他十七歲參軍,從打紅軍到打鬼子,打解放軍,打蔣介石,打美國佬,半輩子都在前線戰場上,戰友多了去,被他救過命的人也多了去,憑什麼單我一人對他這麼好?這裡面一定有故事的。」

  我覺出她有一種講述往事的衝動。她和一個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說相似的話,卻沒人陪她說說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獨的,埋在心頭的往事也許更孤獨。隨著年歲的向老,這種孤獨也在長老,面臨隨時死亡的威脅。她也許並不怕自己死去,因為怕也沒用,早遲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來,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來的自重和慣性。

  後來我知道,她在我們村滯留那麼長時間,和那麼多人相處往來,從沒有對任何人提起自己這段往事,包括我父親。村裡人對上校的尊敬和對她的感激之情,讓她失去了袒露心聲的勇氣:因為這是一顆黑暗之心,飽含罪孽之淚。在鄉下,人心像日常生活一樣粗糙簡單,黑白分明,分辨不了黑白交織出來的複雜圖案和色彩。爺爺就是例子,一錯百錯,一落千丈,死有餘孽。她怕自己成為我爺爺的複製品,甘願人無端猜測,莫名禮拜。她把過去鎖在心裡,把毒液含在嘴裡。但這個夜晚,我的出現對她幾乎有一種不可抵擋的誘惑;我的身份是那麼符合她的渴求,幾乎是恰到好處:既是當事者——上校摯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萬里之外。她靜靜坐在那兒,燈光下,蒼老畢現,欲望畢露,菜色的雙唇被等待的渴望攪得蠢蠢欲動。

  「民國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正月初七,差不多就是現在這個時間吧,我就出生在這個房間裡。」沒有徵詢我意見,沒有開場白,只靠新點的一支煙的過渡,她直爽地翻開了自己塵封已久的歷史簿——

  家裡有一畝桑樹田和一間蠶房,我阿爸雖不是一把好勞力,但姆媽會裁縫,補上去,家裡日子過得不好也不差。後來阿爸把田和蠶房租給外鄉人種養,自己跑生意,採購村裡的絲綢,用船運到湖州南潯販給中間商,賺差價,幾年下來已是村裡比較富裕的人家。我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淞滬戰爭爆發時,我大哥十五歲,已被父親送去上海讀書,我七歲,也在鎮上讀小學。這說明我家當時確實已經有些錢。

  但戰爭一下把我們家毀汰了,阿爸、姆媽、二哥、姐姐,四個人在同一個時間被鬼子飛機炸死的炸死,淹死的淹死。當時我們一家人在同一艘船上,準備逃難,去南潯,阿爸在那邊有朋友。其實待在家裡反而沒事,你看這房子,不是好好的?這是命,不能回頭說的。阿爸和二哥當場炸死,姆媽和姐是淹死的,她們和我都不會游水,只有大哥會,逃了命。我不知是怎麼逃的命,反正等我有意識時已躺在河邊,不知是誰把我救上岸的。這是我的命,命運等著我來吃一生世的苦。

  我們回到村裡,投靠阿爸的大兄弟。大阿叔人是好的,但大阿嬸待人刻薄,經常飯桌上拉臉色,甩風涼話。大哥正處在青春期,吃不下冷臉色,一氣之下翻了臉。好在住房、蠶房和桑田都在,生活設備也不缺,大哥也能養蠶,我也能照顧自己,可以湊合過日子。家裡有盒粉筆,不知從哪兒來的。大哥每天在蠶房的竹柱上畫一個叉,每次畫時都對我講:你快懂事,等你懂事了我就去當兵,殺鬼子報仇。畫了一年半多,蠶房裡的叉叉比蠶蛹還要多,一天早上我發現他房間空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點錢,告訴我他走了,讓我照顧好自己。我心裡早有準備,並不意外和害怕。

  兩個月後,我收到大哥從長沙寄來的一封信,告訴我他已經加入薛岳將軍的部隊,在訓練做機槍手。以後三年多我再沒有收到他一絲音訊,收到時已是死訊,他已在一年前的長沙保衛戰中犧牲,是鄰村一個同他一起參軍的人帶回來的消息。那時我雖然才十二歲,但比二十歲的人都能幹,洗衣、燒飯、養蠶、繅絲、紡線,樣樣能幹。蠶房簡陋,用竹排搭的,大哥用粉筆畫的那些叉叉經不起風吹雨淋,像大哥的性命經不起槍林彈雨一樣,消光了。我得知大哥犧牲後,也開始在蠶房裡畫叉,每天畫一個。我想大哥用粉筆畫,丟了命,我改用刀刻,用剪刀。

  鎮上經常有部隊來秘密招兵,刻了一年多後我開始去找那些人接頭,要參軍。因為年紀不夠,一次次被拒絕,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末,夏季初,一支部隊要了我。是國民黨忠義救國軍,把我帶到江蘇宜興太湖邊的一個山塢裡,學習做護士的那一套。學習結業前,鬼子投降了,大家在操場上慶祝,我一個人在房間裡哭。我參軍只為報仇,報不成仇,一家人白死了,我活著也是白活。當時我十五歲,已覺得活著沒意思。這八年,我是靠仇恨養大的,仇恨死了,我活路也斷了。那天夜裡,人家唱歌唱啞了喉嚨,我痛哭哭瞎了眼睛,兩隻眼珠子腫得要從眶裡脫出來。

  結業前一天晚上,又是搞慶祝。中途隊長把我一個人叫走,帶到他房間,問我是想去前線部隊醫院還是上海南京這種後方城市大醫院。我說鬼子不是完蛋了,哪還有前線?他說鬼子是完蛋了,但共產黨沒完蛋,下一步要叫新四軍八路軍完蛋,仗有的打。我想自己是為打鬼子來參軍的,打共產黨沒意思,就要求回上海。他答應我,同時要我答應給他身子。我不答應,他卻不准我不答應,動手把我按倒在床上。正是大熱天,我穿得少,他很快剝了我衣服,摸到我身子。我不是嬌生慣養出來的小姑娘,我是個用剪刀刻了幾年叉叉的受盡苦難又咬著深仇大恨的姑奶奶。我掙扎著,趁他要撒野時用腳狠狠踢了他襠部。他一下跪在地上叫死叫活,我又用他掛在牆上的手槍托砸破了他腦袋,砸昏了,用兩張床單擰成繩,加上皮帶,把他捆個結實,然後連夜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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