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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校當兵是民國廿四年,秋季的一天,十七歲的他和我父親照例去鎮上趕集市,既買東西也賣東西,買的東西有木料、洋釘、煤油、桐油、鐵皮、砂紙、角鐵等;賣的東西有洗臉盆、腳盆、米桶、水桶、桌椅、板凳等。到鎮上,正好撞上國民黨部隊在招兵,一個大鬍子營長看中上校,連東西帶人都被他領走。部隊在擴編,要人也要物,東西不挑選,有什麼要什麼,花錢買;人員挑三揀四,只挑年輕機靈、高大壯實的。營長一眼挑中上校,對同樣年輕的父親卻視而不見。父親想跟走,營長說下回吧,說到底是沒看中,不要他。其實父親後來也是壯實的,老虎嘛,矮壯壯的,沉實得很。但父親發育晚,那時還沒有發開,像團死面疙瘩,小不溜秋又老氣橫秋,看相實在差。 從此,兩人隔開,天各一方。 爺爺講:「為這個,你爹像只瘟豬,十幾天吃喝了就困覺,不做事。直到有一日接到太監托人捎來的包裹,裡面有一封信,有一雙部隊上發的襪子和一件襯衣,你爹的瘟病才好。」 上校在信裡告訴父親,他這十多天都在附近山裡受訓練,現在部隊要出發去江西前線打仗,要求父親務必管好木工房,守好攤子,等他打完仗回來再一起盤大生意。然而父親雖有心管,卻無力管好,木工房生意一日日敗落,熬不到過年,已經關門收攤。與此同時,機靈的上校在部隊上更加機靈,表現好,受器重,先給團長當警衛員,後來當班長、排長、連長,一路提拔,出息越來越大。 出門後第四年,他第一次返鄉,已是堂堂大營長。爺爺講當時全村人像看洋人一樣去看他,那樣子可真神氣,腰裡別著烏黑的蘇聯大手槍,腕上箍著銀亮的南洋小手錶,頭上戴著金邊硬殼帽,背脊骨立得筆直,胸脯挺得老高,像大姑娘一樣。他回來是奔喪的,爹死了。他爹五十歲不到,正值壯年,一身肌肉,一把蠻力,可以摜倒一頭牛。一天他從自家菜地裡挖到一個日本佬丟的炮彈殼,比牛脖子粗,沉得重。他力大如牛,用肩膀扛回家,存放在豬圈裡,準備到冬天賣給鐵匠。當時是夏天,鐵匠還在老家做農活。 我們這邊木匠都是東陽人,鐵匠都是永康人,平時他們在家做農活,冬天沒事做,出來做家具,打農具,掙外快。一般一個大村莊總搭配一個木匠和一個鐵匠,候鳥一樣,貼著季節來去。木匠就是王木匠,鐵匠姓張,臉上有一道從額角斜插到耳根的刀疤,村裡人背後都叫他「刀佬」。一到冬天,刀佬扛著鋪蓋到村裡,先是挨家挨戶收購廢銅爛鐵,然後升爐打鐵,用廢銅爛鐵打造出一樣樣簇新的農具刀器,四方八鄉賣。刀佬打出來的菜刀,刀背厚實,刀刃青亮,可以砍骨削鐵,像軍刀,賣得俏。 那炮彈殼一直躺在豬圈的亂稻草堆裡,像個小屍體,立起來有半個大人高,稱斤兩少說七八十斤,賣給刀佬,至少可以買齊一年的農具。上校的爹盼著冬天刀佬來收購,卻沒等到秋天,連人帶兩頭豬、一隻羊、幾隻雞,都死精光。老保長從鎮上找人來檢查,結論是炮彈殼有毒,什麼肉碰到它都要爛,把命爛掉為止。上校爹就這麼爛死的,死相難看,半邊身子沒一片囫圇肉,爛成一個大蜂窩,千刀萬剮一樣。 葬掉父親,理當日早歸隊,部隊在打仗,身為一營之長,幾百號的人性命系在身上,哪有工夫休假?但上門提親的媒婆接踵而來,拖住他後腿。那年他廿一歲,還沒對象,惹得姑娘們流口水,都想嫁給他。我小姑比他小三歲,也想嫁給他,連夜給他織了一雙毛線襪。他一天見兩三個,四五天沒相中一個。 爺爺講,這是對的,父親剛死,頭七沒過,哪合適相親?大概他也是忌憚這個才沒有相中人,因此大家都講太監不愧是聰明人,好像要做傻事,實際上是在打圓場,陰人陽人——老子和媒婆——都不得罪。 當然,那時他還不叫太監或上校,老保長也不老,但爺爺講起來一律叫他們太監和老保長。 是太監歸隊前那天夜裡,老保長在家中秘密設筵給他餞行。這倒是老保長的聰明,他當的是偽保長,吃的是漢奸飯,按理要把太監押去縣裡交差。但老保長一向不做漢奸事,他只吃漢奸飯不做漢奸事,甚至秘密幫國民黨、共產黨做事。這是上下公認的,所以後來他漢奸的罪名是一點也沒有,有的都是功勞,並領到一塊獎牌,表揚他抗戰有功,偽裝工作做得出色。他聽說太監在部隊上殺過鬼子立過功,心裡敬佩,頂著風險,偷偷給他設筵送行。 筵席設在老保長一個手下家裡,因為老保長當時有個姘頭,家裡白眼對斜眼,冷鍋冷灶的,待不了客。待客總要吃酒,吃酒總要多叫些人。老保長叫來幾個牌桌上的老搭子和姘頭陪太監吃酒,吃了酒打牌是例行的。太監第二天要歸隊,無心打牌,先走,卻沒有回家。他母親在家裡等不到人,著急,怕他吃醉酒,耽誤第二天上路,便上門來尋人。老保長和牌友聽了都奇怪,因為筵席早就散場,他們親自送他出門,沒回家又會去哪裡?老保長想起酒桌上他姘頭的有些表情做派,一下亂了心思,起了疑心,悄悄往姘頭開的小店摸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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