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信(61)_麥家

六一

　　▼肆

　　從後來推算時間看，父親出獄的同一天，我正好坐在火車上，帶著剛戀愛的甜蜜，欣喜地趕往省城，去參加軍區宣傳部組織開辦的一個新聞幹事短訓班。既是短訓班，時間當然不會長，只有一周，認識的人倒不少，幾十個，都是筆桿子。這些人中有一個人特別的，是當紅詩人，我早在家鄉時就聽劉主任講起過他，後來又在《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上多次拜讀過他詩作。我曾無數次想像過他的尊容，大個子，國字臉，長相英俊，舉止瀟灑……事實上卻是小個子，老頭子，五十來歲，又矮又小，骨瘦如柴，弱不禁風，像個老病號，走進教室時像被風吹進來的，擺著兩隻手，沒有腳步聲。因為人矮小，小號軍裝都顯大，像借來的樣子，穿在身上顯得一點不精神，失去軍裝的威風。他的兩隻眼睛分得很開，而且左眼似乎有點斜視。他身上唯一見精神的是額頭，方的，飽滿，亮堂，有力，跟他的年紀和萎靡的神情形成明顯落差。

　　他是來給我們上課，端端正正坐在講臺上，臉像石頭鑿的呆板，目光斜視，身體像機器似的動作單調，周而復始，一根接一根抽煙，一篇接一篇背自己和毛主席的詩。不多久，教室裡煙霧彌漫，煙灰落滿他衣襟和桌面，煙屁股滿出煙缸，像有一桌人在抽煙。他背詩時經常背完一段，突然停下來，要我們接下一句。這一下把我從幾十人中凸出來，因為只有我句句接得上，對答如流，像跟他排演過。作為對我的獎勵，下課後他單獨把我叫到身邊，陪他往外走，一邊走一邊問了我些情況。他有隨從，是一個年輕的小戰士，一張娃娃臉，喜氣洋洋的，手上拎著一隻黑色公文包。分手時，他從小戰士拎的公文包裡取出一本他的詩集，簽了名，送給我。我激動得不行，又受到鼓勵，主動向他索要通信地址。他用有點斜視的左眼對小戰士揚了一下眉毛，小戰士心領神會，拔出鋼筆，在我筆記本上寫下一個地址。這似乎不是一個地址，而是一片土地，以後我就因為這個地址開始寫詩，寫的詩投給它；它也仿佛像一片土地，詩種在那裡，活了，長成了鉛字，長出了身價。

　　命運再次告訴我，它待我真不薄，儘管我薄待了那麼多人，但命運是大人，不記我這小人過。再說，很確鑿，那時我薄待人的感覺也沒有從心底長出來，那時的我沒有故鄉，沒有親人，沒有親情，對家裡的情況一點不顧念，不關心，並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歲月終於不會饒人，但「終於」之過程是緩慢的，艱難的，求不得的，察不見的，水滴石穿一樣，風起青蘋之末一般。

　　與此同時，父親、母親、小妹一行三人從監獄回家，家裡的變化之大令他們以為走錯了家門，走進了地獄——比牢房更可怕！黑乎乎，髒兮兮，灰濛濛，臭烘烘，陰森森，蜘蛛在門前窗口縱橫交錯，老鼠屎尿在地上成攤作堆，飛蛾爬蟲可以用手一把把抓，甚至有一隻死貓腐爛在天井裡，陣陣惡臭彌漫開來。像當時多數家庭一樣，我家在飯堂和堂屋前廳均貼著毛主席像：飯堂是一小張，毛主席坐在盤椅上，笑容可掬；堂前是一大張，證件照那種，下巴上一粒痣，炯炯有神。這幾乎是我最早的記憶，慈眉善目的毛主席天天看著我們吃飯、玩耍、做作業，髒了要擦拭乾淨，舊了要換新。

　　但這些年——六七年——我家成了老鼠的極樂世界，野狗野貓偷情撒歡的野地，它們屙下的屎尿在黑暗中滋生出各式各樣的蟲豸，蟲豸生生不息，日叮夜啃，大軍團作戰，幾年下來，家裡千瘡百孔，滿目瘡痍，木頭被啃得血淋淋，鐵器被鏽得掉渣，窗簾毛巾這些布料被噬得碎屍萬段，連貼在牆上的年畫、獎狀、對聯、報紙等，因為是用米湯糨糊貼的，也都被啃得底朝天，風捲殘雲。毛主席像也沒躲過劫難，躲不過。兩張主席像，一張沒了鼻子，一張斷了胳膊，只能和其他畫像一視同仁，付之一炬。父親在監獄裡認得一個獄友，因為燒毛主席像被判入獄。可以想像，在燒毛主席像時父親和母親一定膽戰心驚的，即使不擔心被人揭發（極秘密，不可能有第三隻眼），也擔心遭天譴。母親本是打算得空去街上再買一幅毛主席像回來頂上，但那段時間實在忙，一個破爛的家要重新開張，百廢待興，時間都不知去哪兒了，只知道可憐的一點點錢都去了哪兒：去了灶上，去了碗櫃，去了米桶，去了豬圈（買豬崽），去了鐵匠鋪（打農具）。沒錢，又忙碌，大事就這麼被耽誤了，等稍為緩過勁來，一聲驚雷震天響，毛主席永垂不朽！

　　天塌下來了，但日子得照常過，柴米油鹽醬醋，樣樣不能缺，愛恨情仇悲歡離合，時時處處在生髮，在起落沉浮。多年以後，母親對我講，自燒了毛主席像後，她內心一直有種不安，隱隱覺得犯了忌，擔心遭天譴，想不到他——父親——就是狠心的老天，對她下了這麼一手毒手。

　　父親在回家後的第一百五十一日這天深夜，給母親留下一封一百二十三個字（不包括標點符號）的信，大意是他實在厭倦過這種日子，像牛一樣辛勞，像狗一樣下賤，像黃連一樣苦，像深淵一樣看不見底，他生來不是這塊料——當牛做馬過苦日子，所以他走了，不知去哪裡，不保證還會回來，讓她們權當他死了。我後來見過這一百二十三個字，沒有一個字表示歉意、不安、負罪感，只有牢騷、欺騙、無恥。他說他不知去哪裡，其實是知道的，他去了日本，去找那個把他視為救命恩人的日本大老闆了。

　　大老闆其實一直通過一位旅居上海的日籍華人（是在滬求學時的老同學）在找他，並在監獄找到他，然後一直關心他，八年裡數次到監獄探望過他，贈錢送物。只是謹慎起見，保險起見，埋名隱姓，所以母親和小妹並不知情。當然，首先是父親不想讓她們知情，你不知道父親是為了保密還是欺騙，我更傾向於欺騙。我不能說父親早有預謀要拋妻別家，遠走日本，但父親不愛母親、不愛小妹、不愛大姐二姐、不愛奶奶、不愛我、不愛這個家，這是他的本性！或是德行，至少是陋習吧。他沒有愛他人包括愛親人的能力，他是一個在愛面前的笨蛋、廢物，一個不合格的混蛋+壞蛋！不合格是因為他貪生怕死，不夠狠，不徹底，不敢玩命。

　　一個母親用八年忍辱負重堅守、幾個月辛辛苦苦恢復起來的家，父親卻說走就走，不辭而別，不明去向，著實傷透了母親的心。小妹告訴我，母親一天沒開腔，木頭一樣坐在床前，手上捏著揉成一團的信箋，然後大病一場，好不容易才緩過神來，沒氣死。得知這一情況後，我的第一感覺是未名的欣喜，像意外收到一份厚禮——其實它並非未名，而是有名有實，不過是我不便出口罷了。有些話只能心想，只能意會，不能出口，出口就寒磣了。我和女友商量，決定回家去看望母親，小妹和我女友一致認為，這是我爭取母親原諒並回到她心中、回到這個家的好時機。

　　於是，我帶足禮物和心意，回到闊別八年多——真正叫闊別——的雙家村，期待和母親相擁相泣，言歸於好，一切重新出發，從頭開始。在十八個小時的鐵軌道上，我千遍萬遍喊著「媽」！我不得不承認，母親，儘管你放棄了我，但我從未放下過你，你一直是我的最敬最愛——也許也是最憐愛，為了補你的缺、滿我們母子之圓，我願咽下所有情緒，接受所有屈辱。但母親把自己關在臥房裡，別上門閂，拒絕見我。我隔著破老的板壁，像個孩子一遍遍喊著媽，請求她原諒。她說：你要我原諒，必須先找你父親認錯，他原諒你後再來。我真想說：媽，你真傻！但說出口的是：媽！都這時候了，你還護著他。她說：任何時候他都是你父親。難道現在也是嗎？我忍不住說，媽，你真傻，你那麼苦等他八年等到了什麼？他心壞了，中了那日本人的邪！那時我們已知道他在日本，做了那個大老闆的座上賓，據說天天有肉吃，有酒喝。母親說：還不是你把他毀成這樣？你的狼心狗肺讓他徹底寒心了，做人托不住底了，就脫底了。

　　我無言以對，正如她說的：是一種徹底的寒心。我本是想來爭取她同情，結果成了她對我的批鬥會。我心裡充滿了委屈，憤然又不得不默然退下。母親繼續施加威嚴，透過樓板厲聲命令小妹，不許在家裡接待我，更不許留我吃飯過夜。我只好離「家」出走，像奶奶出走那天時的茫然，不知所措。小妹說，你去大姑家吧。我不知去向，卻又知不想去大姑家，我想既然母親那麼恨我，去找大姑豈不給她找麻煩、添是非嗎？我決定去找蔣琴聲，這些年她一直在給我通信，仿佛成了我至親。弄堂一成不變，依然那麼逼仄、潮濕，充塞著難聞的異味。母親臥房臨著弄堂，在經過前窗視野時，我回頭看見，母親立在窗前在窺視我。這是我回來後、也是八年多來第一次目睹母親身影，我立刻止步向她揮手示意。她倏地消失，一團黑影一樣，幽靈一樣，讓我懷疑是幻覺。我也懷疑母親變了個人，那麼決絕、威嚴、得理不饒人的母親，我從未見過，仿佛已變成了奶奶。

　　一九七七年冬季，全國恢復高考，蔣琴聲正請了病假，帶走了外婆，去了省城，躲在父母屋簷下備考。我又吃了一個閉門羹，偌大一個村莊無一處我可以訴一聲苦，歇一下疲憊至極的、坐了十八個小時列車、其中一半時間都站著的雙腳。村裡和鎮上都沒有客棧，我在大源溪邊走了一圈（只為了避人耳目），天昏漸暗才回到村莊，最後被寒冷趕進大姑家。大姑是父親的大姐，是又一個對父親無原則、無保留慈愛、寵愛、溺愛的女人——莫非是長女如母？我在對我照樣冷漠和不滿的大姑家擱了一夜，次日一早，逃似的離開了村莊，可謂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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