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信(59)_麥家

五九

　　▼貳

　　蔣琴聲直到一九七七年底考上大學（金華，浙江師範大學中文系）才離開雙家村，其間我們一直保持通信，信越通越勤，像河流似的，越往後流量越大。她向我講述了雙家村所有與我有關的人和事，甚至無關的也說。她說（寫道）：「你在外越出息，越往高處走，雙家村就越是你的家鄉，這裡的一切都跟你有關。」但我更寧願無關。有時我以為，她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有時，我覺得她一直沒變，至少在我面前，依然那麼驕傲，那麼好為人師，那麼想指導我人生，教我如何追上她。後來（一年後）我小妹也加入她的行列，和我嘀嘀嗒嗒起家裡的陳芝麻爛穀子。說實話，我確實不想知曉，但她們確實讓我知曉了，我家裡家外的情況，兩位姐姐的起落浮沉，和母親及小妹自己的含辛茹苦。

　　總的說，我家裡的人一個個在離散，秋風掃落葉一樣，落葉被風卷著，掃著，由不得自己不離不散。最先離去的是外公外婆，他們雖有三個女兒，卻一直最疼愛我母親，因為她最為不幸，嫁了個潦坯為夫。他們平時不大來我們家，因看不慣父親，話不投機半句多。但那天後，他們搬來我家住，忙上忙下，顧左顧右，成了家裡的頂樑柱。那天，父親去坐牢，回不了家，我被母親開除「家籍」，家裡從此無男性，他們不得不頂上來。

　　小妹說（寫道）：「那天外公回家時，雙手沾滿了母親打你時濺的血，一隻手像在血水裡浸過，另一隻也有不少血漬，都已幹透，結痂。他不用水洗，用平時擦鼻涕的手巾擦拭，蘸著口水擦，反復擦，擦得很絕望的樣子，拭得乾乾淨淨，然後把擦髒的手巾和母親血漬斑斑的外套一起丟進陶盆，灑上煤油和石灰，點火燒了，燒成灰燼後又摻上水，把它們倒入豬窠裡，一邊對豬講，這人是你們投胎的，今後就讓你們陪他吧。」

　　外公就這樣拋棄了我，把我當豬處理了，詛咒了，有儀式，有法度，有講究——從阿山道士那兒學的嗎？據說，石灰和煤油都是法物，是咒符、鎮器，要的是我不得好活，永遠困在水深火熱中，不得投胎轉世，不得做人載物，只能做孤魂野鬼，一身無術，一生無友，務事敗，任人欺，永世不得翻身，不得變法。外公生性和善溫厚，這已是他刻薄的極限，窮凶極惡了。

　　外婆自進我家門後，一直沒出過門，天天在屋裡院內、樓上樓下忙碌，擦桌掃地，洗衣滌被，洗菜燒飯，菜地裡種菜、拔草、除蟲、摘菜、割蔥，豬圈裡給豬餵食、清掃豬窠，幹不完的活。幹完了活，她哪兒都不去，誰都不找，只待在豬圈裡，跟豬說話，更多的是罵，罵我，好像我真成了一頭豬。如果說外公恨我，外婆就恨死了我；如果外公恨死我，外婆就恨不得要扒我皮，鞭我屍。這就是我外婆，比外公凶，因為凶而孤獨，而脆弱，而經受不了生活的打擊，不久便病翻了，臥床不起，茶飯不思。預感來日不多，外公帶外婆回自己家，去等死。靈得很，只一個多月就等到了，相隔六小時後，外公也撒手西去，像有上蒼安排，兩人修成正果，結伴歸天。

　　小妹說（寫道）：「外公外婆對自己的死是有預感的，在他們回自己家前幾天，他倆經常待在豬圈裡對兩頭豬罵，說他們死了不准它們通知那畜生（我），說你（我）早死了，他們不要一個死鬼來送葬，晦氣！」

　　我自然不知他們死，知道也不會去給他們送葬。外公外婆，你們多慮了，老糊塗了，你們不知道，這個你們一向最疼愛的外甥，此時正鬥志昂揚地奔赴在革命的康莊大道上；他是從革自己父親的命起家的，外公外婆的死又算得了什麼？你們的死正好給他鋪平道路，可以輕裝上陣。革命讓他深深懂得一個道理：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出身，但有權並可以選擇自己出路，既然自己出生在一個黑暗的反動家庭裡，他必須一刀切，斬斷情緣，大義滅親，趕盡殺絕，不遺後患。這是一種致命的疾病，他卻利用這疾病，讓它變成杠杆，令人絕望地撬起一條不歸路。

　　第二個走的是我大姐。大姐本是年輕漂亮，遺傳了小姑的美貌，要臉蛋有臉蛋，要身材有身材，是村裡有名的「一枝花」。我在村裡時，曾多次無意間聽到一些輕佻後生對大姐的背影講下流話，口水滴答流的樣子。也仗著漂亮，雖然家庭倒灶，聲名狼藉，卻照舊有不少追求者——這叫色膽包天嗎？面對不少追求者，大姐自有選擇權，最後選的是個異鄉人，安徽人，出省了，家在路遠迢迢的黃山腳下。但其實又是沒家的，因為他家不種田地，「種」蜂蜜，是一戶祖傳幾代的專業養蜂人，四鄉為家，尋著花走的，跟著蜜蜂飛的，像盲流，如候鳥。那年，嫩黃的油菜花開滿山野的時候，這戶人家老小三代，拉著三輛雙輪板車，有些浩浩蕩蕩，更是嗡嗡嚶嚶的，出現在我們村莊外頭，在田野裡搭起帳篷，擺出蜂箱，早出晚歸，漫山遍野追尋著花花世界。

　　大姐也是「一枝花」，被一隻「大蜜蜂」追上了，「大蜜蜂」比大姐小一歲，但打小跑四方，見多識廣，膽子大，嘴巴甜，會哄人，懂追人。不出一月，車隊開拔的時候，隊伍裡多出一個人，就是大姐。

　　難道大姐真是被「大蜜蜂」的甜言蜜語哄走的？當然不，據小妹說，儘管當時家裡倒灶了，但追大姐的年輕後生仍舊多，排成隊的。自古及今，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子，美人面前必有傻小子，不計得失的，不講門戶的。那麼多追求者，她偏偏捨近求遠，選一個外省人，挑一個浪跡四方的「大蜜蜂」，小妹說，就是因為她討厭被熟人嚼舌頭，她要在流浪中忘卻家庭罪名，洗乾淨自己。

　　無疑，這是聰明的選擇，只是對母親和二姐和小妹不公。

　　小妹說（寫道）：「大姐走，村裡誰都不知道，像做賊似的，讓人嚼夠舌頭，也讓我們耳朵受夠折磨，被各種流言蜚語磨起繭。」

　　大姐走後，家裡只剩小妹和母親。二姐本來就少回家，她是裁縫，十二歲去鎮上學藝，小十年下來，已是鎮上數一論二的裁縫師，名聲在外，不愁生活。小妹說，自父親坐牢後，二姐一列不接自己村的生活，是躲的意思。惹不起，躲得起。她有這個條件，可以用剪子、針線把自己裁成、剪成、縫成跟這個家名存實亡的關係，長年不回家，偶爾回也是來去匆匆，公事公辦的樣子。她回來僅一件事，給母親交錢。母親每個月都要去探監看父親，一百多公里路程，轉兩回車，搭一趟輪船，來回盤纏全靠二姐供。她是家裡當時唯一見得著收入的人，也是唯一讓人忌憚的人。

　　一次，蔣琴聲找我二姐去做一件的確良襯衫，發現左右袖子釘反了，蔣琴聲很生氣，找上門，指責二姐說：「都說你手藝好，就這水平，不怕人笑掉大牙。」二姐做人的水平頓時體現出來，既不窘也不迫，只是哈哈笑，說：「還不是因為你長相好，想多看你一回。」不少人說，我二姐最像父親，長得像，人也像，眼睛會笑，嘴甜，哄人的水平比針線活好。不同的是，她打小沒人寵，不像父親被寵上天。家裡的地位她最尷尬，上面有姐，下面有弟妹，她怎麼說都是多的，尬的，所以打小吃冷眼，坐冷凳，得不到顧惜，所以早早（十二歲）被送出門去自謀生活。因此，她生活能力特別強，能吃苦耐勞，有主見，早早在外面自己找了對象，對家裡則沒有特別深的感情，包括對我也下得了手。我見過她的泥水匠對象，是個沉默又冷漠的人，有些凶蠻，不過在二姐面前只是個奴才，一切言聽計從，唯命是從。這也是父親的水平，把母親哄得情願為他死。

　　小妹說（寫道）：「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二姐是家裡唯一靠山，雖然她不在家裡待著，但對那些想欺負我們的人來講，她又是無時不刻在的。她把父親的三角銼刀送給她對象，讓他別在腰上，端一張冷酷的臉，在村莊裡走一圈，連狗都避著他。就這樣，替我和母親撐起一頂保護傘。」

　　眼看好端端一個家，坐牢的坐牢，決裂的決裂，死的死，逃的逃，凋零成不像樣，母親也不想撐了。大姐走後不久，她很決絕，賣掉家裡所有牲畜和值錢的家當，卷起鋪蓋，帶著小妹，去了父親坐牢的縣，在監獄附近鎮上擱下來，討生活。這樣至少可以節約去探監的盤纏，一個月一次，以前要花光二姐起早摸黑掙來的血汗錢，現在可以省下來，攢起來，給她將來備嫁妝。母親的這個選擇，是破釜沉舟，拼命了，拼了命也要確保父親活著出來，重振家業，並指望小妹能招婿上門，給咱家傳遞香火。

　　「只是我們實在太苦了。」小妹說（寫道），「開頭半年，我們過著比叫花子還要可憐的生活，住沒有窩，吃沒有下一頓，天一亮就四處討生活做，掏糞坑，掃大街，做保姆，拉板車，到工地裝貨、卸貨，去醫院賣血、給病人當護工，等等。總之，除了沒有要飯，只要能吃到飯，我們什麼事都做，什麼罪都吃。」

　　直到後來，因為經常去監獄，認得一個管事的獄警，是個厚道人，可憐這母女倆，定時給她們排一些被褥洗，算是有一份相對固定的收入，日子才一點點好過起來。所謂好過，不過是不忍饑挨餓而已，體面和尊嚴是一絲沒有的，連鎮上的狗都瞧不起她們。狗還有主人和熟悉的狗友，她們什麼也沒有，人生地不熟，天涯淪落人，如喪家之犬，流浪野貓。這裡是海邊，是平原，連空氣和月亮都和山區不一樣，認不得她們，她們也不認得它們——空氣是那麼黏稠潮濕，跟待在豬圈裡似的；月亮是那麼圓大綠亮，跟鑽在鏡子裡似的；遠方的地平線是那麼遠，月光陽光都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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