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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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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捕風者 清晨醒來看自己還活著是多麼幸福。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是最後一個。我們所從事的職業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殘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時宜的噴嚏都可能讓我們人頭落地。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我們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 ▼第四章 韋夫的靈魂說 二號山谷分東院和西院,走進東院,一看就像個單位,有辦公樓、宿舍房、運動場所和人影聲響等等。這裡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訓中心。走進西院,卻怎麼看都不像個單位,幾棟零散的小屋,隱沒于蔥郁的樹林間,人影了無,寂靜無聲。但寂靜中透出的絕不是閒適,而是森嚴。我初次涉足這裡,看它寂靜落寞的樣子,怎麼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動局的辦公地,以為是701接待上面首長的地方。 沒有人怎麼行動?我問。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裡又怎麼叫行動局? 可謂一語道破。 答話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諜報工作的鄉黨,人稱「老地瓜」的老呂。 老呂不善言辭,也許是長期搞地下工作的緣故。老呂不抽煙,據說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間,他在越南「行動」,搞諜報,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廳裡接了一支某女士遞給他的煙抽,不久便昏迷過去,差點丟了性命,從此再不沾煙酒。出門在外,老呂總是穿戴整齊,脖子上掛著相機,腕上箍著手錶和手鏈,頭上戴著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著兩支鋼筆,像一個偶爾出門的遊客。這些玩意兒是不是武器或者諜報工具,我不得而知。問過老呂,說是沒有,可我又怎麼能相信他說的?他是個老牌間諜,老地瓜,所有的真實都在眼睛裡,不在嘴巴上。 老呂有本相冊,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紡的粗布,相頁是黃不拉幾的土紙,裝訂是麻線,整個土得掉渣;其次是很古怪,說是相冊,卻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樣的紙條和報紙剪貼。其中扉頁就是半張香煙紙,上面有手跡,是這樣寫的: 清晨醒來看自己還活著是多麼幸福。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是最後一個。我們所從事的職業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殘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時宜的噴嚏都可能讓我們人頭落地。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我們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呂告訴我,這是他剛做地下工作時,他的「上線」(是一位詩人)首次與他接頭時,在人力車上順便寫下的,算是一個老地瓜對小地瓜的「經驗之談」,也是他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紀念品」。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當時他是南京中央大學西語系三年級學生,從那以後,類似的紀念品時常「不約而至」。老呂說,從解放前到解放後,從國內到國外,從大的到小的,從有名的到無名的,幾乎他參與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證據」,相冊裡收藏的就是這類東西。具體有二十八張照片、十一片紙條、七張報紙剪貼和五幅圖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實物,諸如一枚穿孔的鋼幣、一隻異國信封、幾張票據和名片等。多數東西下方都有簡單的文字注解。 在眾多東西中,有一張照片引發了我濃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個死人,一隻看不見人形的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裡,好像在搜刮小夥子的遺物。老呂解釋說,其實不是在「搜刮」,而是在「給予」,是在給他「放一張銀行的催款單」,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個死人催款,聽起來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呂的親筆,寫的是: 我的名字叫韋夫,請你們別再叫我胡海洋。 老呂告訴我,這個現在老是被人叫作胡海洋的越南小夥子韋夫,生前與他素不相識,死後兩人卻一起「合作」,幹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倨傲不已的「傑作」。不過他承認,這「傑作」不是他「原創」的,而是模仿二戰時著名的「碎肉行動」的。碎肉行動由兩位英國情報官埃文·蒙塔古和查爾斯·查姆利一手策劃並實施。這次行動的主角是一具叫格林杜爾·邁克爾的屍體,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四月的最後一天,地點是西班牙韋爾瓦附近的大海深處。這一天,邁克爾的屍體被偽裝成皇家海軍少校威廉·馬丁的屍體,從此屍體「活」了,成了蒙塔古和查姆利「最神奇的部下」,最終出色地完成了一項任何活人都無法完成的任務。老呂說,他和越南小夥韋夫「合作」的故事,完全是「碎肉行動」的翻版,沒有什麼新意,甚至連「驚喜的結局」都令人驚歎的一致。 不論是蒙塔古和查姆利的「碎肉行動」,還是老呂模仿實施的「那個行動」,因為出奇,也因為出色,留下的相關紀實性文字多如牛毛,我現在收集到手的至少有幾十萬字之多。一九八八年,我隨巴金文學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遊,還專門到韋夫生活過的洛山小鎮去走了一趟,聽到看到的資料也有近萬字。總之,要講述這個故事,資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像時間、地點、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說「無不在我心中」。 我疑慮的是,已經有那麼多人,用那麼多的方式講過這個故事,如果我不能另闢蹊徑,步人後塵地講一個老套的故事,意義實在不大。就是說,我想尋求一種新和奇的方式來講述這個老舊的故事,現在我決定借韋夫的靈魂來講它正是這種尋求的結果。老實說,這還是老呂落在韋夫遺體下方的那句話——我的名字叫韋夫,請你們別再叫我胡海洋——給我提供的靈感。 靈魂之說,就是天外之音。請聽,「天外之音」已經飄飄而來—— §01 我的名字叫韋夫。 讓我再說一遍,我的名字叫韋夫。 我所以這麼看重我的名字——叫韋夫,是因為你們總是喊我叫胡海洋。你們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別名,也不是我的綽號或昵稱,而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以前我聽都沒聽說過(自然不可能有什麼交道),我從沒想到,我和他之間會有什麼瓜葛。但是三十年前,一個偶然的變故,我被人錯誤地當作了他。更要命的是,三十年來,這個錯誤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們當作「胡海洋」愛著,或者恨著。說真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訴說這個錯誤,但聽見我訴說的人恐怕沒有一個。讓一個聲音從一個世界穿越到另一個世界,看來真是一件困難又困難的事情,比模造一個夢想或用水去點燃火還要困難!上帝給我設置這麼大困難不知是在考驗我的耐心,還是為了向我說明什麼,我不知道。其實,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圖同樣是困難又困難的。上帝有時候似乎讓我們明白了什麼,但更多時候只是讓我們變得更加迷茫。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我們這裡,上帝同樣常常讓我們拿他「沒辦法」。 沒必要太多地談論上帝,還是來說說我吧。 我於一九四六年生於越南東北部的一個叫洛山的小鎮,父親是個裁縫。一間臨街的小木屋,牆壁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衣服,不盡的蒸汽彌漫著,霧濛濛的,感覺像個浴室的外堂,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記憶似乎總是伴隨著哧哧聲,那是熨斗熨帖衣服時發出的聲音。在我十歲那年,我們家從北街兩間小木屋遷到了熱鬧的南大街的一幢閃爍著霓虹燈的兩層樓房裡,長條形的石塊使房子顯得格外結實又莊重。我想這足以說明做裁縫讓父親得到了相當的實惠。但父親還是不希望我們——我和姐姐韋娜——像他一樣,在剪刀和尺子間度過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韋娜和我這樣說: 「我把你們甚至你們子孫的衣服都做完了,你們應該去做點其他的事。」 後來韋娜去了九龍灣工作,我上了河內大學。在我去河內之前,父親送給我一本產自中國的精美筆記本——六十四開本,金絲絨的皮面上有一條四爪龍的針繡,扉頁這樣寫道: 當音樂和傳說都已沉默時,城市的各種建築物還在歌唱。 這句話似乎註定我要做一個建築大師。不幸的是,一九六七年,也就是我在大學最後一個學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場突如其來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遠擱在了鎮上。這個病在當時我們那邊是要害死人的,我雖然沒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樣,整整三年沒過一天正常生活,每天進出在醫院和家裡,不停地吃藥,不停地擔心,讓我為自己的命運生出了許多悲哀。毫無疑問,在我還沒可能忘掉疾病時,我已把河內大學和建築大師忘得乾乾淨淨了。事實上,當時我只要再去讀一學期書,就可以獲得河內大學建築專業的學位。在後來我病似乎痊癒時,父親曾勸我回去把幾個月的學業修完,但我已毫無興趣。肺部的疾病改變了我,使我對父親「充滿水蒸氣的工作」產生了不小的興趣。再說,父親漸老的年歲和滿腹的經綸,似乎也越來越適合站在一旁,給我指點迷津,而不是親自勞作。我就這樣漸漸變成了父親,在不斷淡忘疾病和水蒸氣不絕的勞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實和快樂。直到天空中不時掠過美國飛機、鎮上的青壯年紛紛被政府的鼓聲和親人的眼淚送去前線時,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種東西的召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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