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劉震雲 > 溫故一九四二 | 上頁 下頁
一二


  對於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對張高峰一樣不甚了了。但從現有資料看,其人在當時與當局似過從甚密,與蔣的貼身人物陳佈雷甚至蔣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畢竟只是一個辦報的,並不理解委員長的處境和內心。不過對他寫社評的這種稍含幼稚的勇氣,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報》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認為,這篇文章不過盡寫實任務之百一,為什麼竟觸怒委員長了呢?委員長提倡「民主」和「自由」,這不和他的口號相違背、公開壓迫輿論了嗎?為此,王芸生向陳佈雷詢問究竟,陳說了一段我們前邊曾引述過的話。由於陳是蔣的貼身人物(侍衛室二組組長),這段話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蔣的孤獨和為難: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可見連陳佈雷也蒙在鼓裡,陳的一番話,說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絲與螺母不但型號不同,連形狀都不同所以根本無法對接一樣,王芸生怪委員長不恤民命,其實責任不在蔣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員長的心。反過來,蔣心裡對王肯定是極大的蔑視與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門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這篇社評發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國國務院戰時情報局曾約定邀請王芸生訪美。經政府同意,發了護照,買了外匯,蔣介石宋美齡還為王芸生餞了行。飛機行期已定,這時王讀到張高峰的報道,寫了《看重慶,念中原》這篇文章。距出發的前兩天,王芸生接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的電話,說:「委員長叫我通知你,請你不要到美國去了。」

  於是,王芸生的美國之行就作罷了。王、蔣之間,雙方在不同層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場外人看來還很熱鬧、令人很義憤其實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領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說,《大公報》的災區報道和社評,並沒有改變蔣對災區的已定的深思熟慮的看法和態度。採取的辦法就是打板子、停報。知道這是從古到今對付文人的最好辦法。文人的骨頭是容易打斷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報停了也就停了,美國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會產生什麼後果,惟一的效果是他們該老實了。所以,我與我故鄉的三千萬災民,並不對張高峰的報道和王芸生的社評與呼喊表示任何感謝。因為他們這種呼喊並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員長,甚至還起反面作用。我們可以拋開他們,我們應該感謝的是洋人,是那個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災荒中,真給我們這些窮人幫了忙。所謂幫忙,是因為這些幫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幫忙只會給我們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個新的折磨過程。這也是委員長對待不同人所採取的不同態度。這說明蔣也不是一個過於固執的人,他也是可以變通的。對待國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國有幾萬萬治下,得罪一個兩個,槍斃一個兩個,都不影響大局;書生總認為自己比災民地位高,其實在一國之尊委員長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裡去。但對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個頂一個的人,開罪一個洋人,就可能跟著開罪這個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對待———這是在人與政府關係上,中國與外國的區別。白修德作為一個美國知識分子,看到「哀鴻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國知識分子相同的同情心與憤怒,也發了文章,不過不是發在中國,而是發到美國。文章發在美國,與發在中國就又有所不同。發在中國,委員長可以停刊;發在《時代》週刊,委員長如何讓《時代》週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確地說,如果不是美國新聞界行動起來,河南仍作為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美國人幫了我們大忙。當我們後來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時,我想不應該忘記歷史,起碼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這兩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災區跑了一圈後,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的消息發出去。所以在歸途中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就草草地發了電稿。按照當時重慶政府的規定,新聞報道是要通過中宣部檢查的。如果一經檢查,這篇報道肯定會被扣壓;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臺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臺的制度不嚴(對於一個專制國家來說,制度不嚴也不失為一件好事),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良心發現,這篇報道不經檢查就到達了紐約。於是,消息就通過《時代》雜誌傳開了。宋美齡女士當時正在美進行那次出名的訪問。當她看到這篇英文報道後,十分惱火;也是一時心急疏忽,竟在美國用起了中國的辦法,要求《時代》週刊的發行人亨利?盧斯把白修德解職。當然,她的這種中國式的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亨利?盧斯拒絕了。那裡畢竟是個新聞自由的國度啊。別說宋美齡,就是揭了羅斯福的醜聞,羅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記者的做法,也不一定會被《時代》週刊當回事。須知,羅當總統才幾年?《時代》週刊發行多少年了?當然,我想羅夫人也不會這麼蠢,也不會產生這麼動不動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頭。

  一夜之間,白修德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論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他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他與電報局裡的共產黨員密謀。但不管怎樣,他們都對白修德奈何不得,這是問題的關鍵。這時,白修德已通過美國陸軍情報機構把情況報告了史迪威。也報告了美國駐華大使館。還報告了中國的國防部長。還見到了中國的立法院院長,四川省主席,孫中山博士的遺孀宋慶齡———白修德這樣廣泛地動員社會力量,是任何一個中國記者或報紙主編都難以辦到的。

  中國國防部長的態度是:「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說謊,就是別人在對你說謊!」

  立法院長、四川省主席都告誡白修德,找他們這些人是白找,只有蔣介石說話,才能起作用,中國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動。

  但見蔣是不容易的。通過宋慶齡的幫助,花了五天時間,白修德才見到蔣。如果沒有孫的夫人、蔣的親屬幫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專制制度下,裙帶關係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風,有時也是為民請命之風)。據白修德印象,孫夫人風姿優雅、秀麗。她說:「據悉,他(蔣介石)在長時間單調的外出視察後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幾天。但我堅持說,此事關係到幾百萬的生命問題……我建議你向他報告情況時要像你向我報告時那樣坦率無畏。如果說一定要有人人頭落地的話,也不要畏縮。……否則,情況就不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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