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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原鼓點後：理查德·克萊德曼(2)

這時，土原上響起了激烈的鼓點。一開始是一點，後是兩點，三點，後來成了密集的鼓點；混亂之後，成了整齊雄壯的威風鑼鼓的鼓點。突然一聲重槌，一切都又沉寂下來，傳來人們不多的歡快的說笑聲。接著，一支嗩呐高拔嘹亮地響起來，似一支利箭，直插雲霄和人的心靈。嗩呐高亢，又有些淒涼，似在敘說什麼；敘說到一半，戛然而止，村莊又沉寂下來。房東大哥及他的一家都回來了，臉上都帶著紅暈和興奮，興奮之中有企盼的滿足，並且裡邊有全村人的興奮的感染。我突然明白，今天雖然不是陰天，是太陽高照，但村裡出現了熱鬧的事由。我從炕上爬起來，問是怎麼回事，房東家瘦小俊俏的二女兒說： 　　奎生來了。 　　我驚奇： 　　奎生是誰？奎生一來大家就這麼興奮？ 　　二女兒不高興地說： 　　你連奎生都不知道哇？ 　　這時房東大哥告訴我，奎生是當地有名的金鼓樂鼓手。我問為什麼敲鼓，房東大哥： 　　村裡死了人了。 　　我這時心裡「咯噔」一下。 　　肯定是在理查德·克萊德曼於尼斯村他的豪華舒適的琴房裡練習《梁祝》、《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時，中國山西李堡村一位普通的今年七十三歲的農村老太太悄然去世。現在已是六天之後，等待明天的出殯。我懷著感冒查詢到，她的名字叫王枝花。王枝花老太太生前肯定像泥塘中的房東大哥一樣，一生操勞，從無吃到過理查三十九年的任何一天隨意扔掉的飯菜。她的身體已經變形，皮膚焦黑起皺，手縮得像雞爪。她與理查似乎從來沒有在這個地球的時空上交叉過；雖然她的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引起曾與她朝夕相處的李堡村村民的同情。對於她的死，大家並沒有感到悲痛，大家習以為常，大家所感興趣的是：因為她的死，引來了鼓隊、嗩呐和奎生。她的死，只不過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娛樂和熱鬧的機會和場所。這是我當天晚上在她老人家棺材前的鼓聲和嗩呐聲中所感到的。因為鼓聲和嗩呐，大家神情興奮，笑語歡聲。因為我與王枝花老太太素不相識，素昧平生，大家既然這樣，我也沒有必要替大家去承擔不悲痛的道義責任。於是，她的死對於感冒的我來說，也變得無足輕重。這就使我有機會結識和交往到這位土原上的民間藝人、方圓百里的名人、十幾萬人心目中的熱鬧、歡樂的製造者、十幾萬人心目中的理查德·克萊德曼。理查德·克萊德曼對於這裡的十幾萬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無足輕重的如同悄然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一樣，他們心目中的正準備在北京首都體育館演奏「東方情調」音樂會的世界馳名的英俊瀟灑的「浪漫王子」，正是這位身高一米六七、瘦瘦的、黑黑的、模樣順眼、一九五九年出生現年三十三歲的奎生。 　　理查德·克萊德曼出生於一九五三年，長奎生六歲。在奎生出生的時候，理查已在巴黎隨擔任鋼琴教師的父親習琴一年，這時指法純熟流暢。隨即進入巴黎音樂戲劇學校學習，十六歲畢業，可親自作曲。據理查回憶，這個學校教學條件優良，環境清潔，伙食誘人。畢業以後，理查擅長演奏肖邦、拉貝爾、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但接著（多麼重要的「但接著」），他對通俗音樂發生興趣，不顧周圍的反對，毅然轉變方向，起初為米謝爾·沙德擔任伴奏，經常出入錄音室內，因此結識了法國通俗音樂界最受歡迎的作曲家奧利弗·圖森，這時已是一九七七年初。理查的鋼琴技巧與深厚的音樂感，深得圖森賞識（雖然未得中國音樂界的認可）。一九七七年，理查以獨奏者初次登臺，演奏圖森譜曲的鋼琴曲《水邊的阿蒂麗娜》，於是一舉成名，開始周遊世界的演出。 　　理查的成名與認識圖森大有關係，奎生的藝術成長道路與理查不同。奎生五歲喪父，六歲隨母嫁於河東。在鄉村小學上了三年學，因母親與繼父吵架，輟學；從此割草，放牛，吃剩飯；九歲離家出走，拜當地著名藝人王之發為師，從此抄起大鼓和嗩呐，開始流浪藝人的生涯。饑一頓，飽一頓，有村子娶親或死人，便去從藝；沒有娶親或死人，便回家跳到池塘裡挖藕。在他藝術成長的道路上，註定沒有巴黎音樂學校等他；等待他的，只是一座又一座土原，一道又一道盤不出去的呂梁山；他需要背著褡褳，過一道又一道小河，看遍一山又一山漫山遍野的燦爛的火紅的桃花。奎生告訴我，他十歲那年，便會扛一杆嗩呐來吹，十二歲能跳鼓點，十裡八裡的村莊，都知道有個敲鼓吹嗩呐的孩子奎生；後大不敢再打他。威風鑼鼓有九十多套打法，奎生十五歲時學會七十多套。為學藝，他身上被師傅用柳條抽得遍體鱗傷。一九七七年，二十四歲的理查德·克萊德曼成名；一九七八年，奎生的師傅王之發在一次招待吹鼓手的喪宴上因酒精中毒身亡，十九歲的奎生，從此成了這個鬆散藝班的班主。第二年，奎生因率班在一次喜宴上敲喧天的威風鑼鼓連續七個小時將幾千名村民震呆，從此名聲大噪。 　　奎生的成名更得力於他的體力。 　　奎生成名時二十周歲，比理查早四歲。 　　於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九日晚，在理查德·克萊德曼於中國北京首都體育館正式舉行他的「東方情調」鋼琴獨奏音樂會時，這天晚上，奎生正在中國山西南部的李堡村為老太太王枝花的喪殯敲起了他的震動土原和鄉親的路行鼓。我身在李堡，沒有可能去首都體育館觀看理查的演出，沒有可能看到、聽到理查是怎樣抒發他的「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我只好來聽、來看、來體味、來欣賞奎生敲起的激烈的路行喪樂鼓點。順便說一句，這一天晚上，我只是幾千個黃牙齒焦皮膚的山西農民中的一員，我腦袋的露出或隱沒，微不足道；人們前遮後掩，使我對奎生風采的欣賞斷斷續續，很不完整。 　　在描述這不完整的風采之前，我還想說一說理查和奎生的婚姻。因為我認為，他們的婚姻，與他們的鋼琴或鼓點大有關係。不管是敲鼓或彈琴，就是踢球，寫作，治國平天下，出售大蘿蔔，都與婚姻有關。我們經常說：他（她）是多麼的不幸啊！說這句話時，我們本身就在不幸之中。理查德·克萊德曼有兩次婚史，過去的妻子不知叫什麼，現在的妻子叫克裡斯蒂。理查有兩個孩子，一個七歲的男孩叫彼特，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叫摩德——理查三十九歲，卻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孩，這與鋼琴沒有關係嗎？與鋼琴有關的摩德小姐是理查與前妻所生。 　　記者問： 　　你與現在的妻子是如何相識的？ 　　理查： 　　一九七七年，我在蒂埃利·勒·魯隆樂團任鋼琴師，克裡斯蒂的母親是團裡的服裝員，克裡斯蒂常來團裡玩，於是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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