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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原鼓點後：理查德·克萊德曼(3)

　　據材料介紹，克裡斯蒂嬌小動人，喜歡變換髮型。這是使理查和我們所高興的。惟一使我們不放心的是，一九七七年理查與克裡斯蒂結識時，他已與他的妻子離婚了嗎？是因為新的結識而離婚，還是因為離婚而有了新的結識呢？當然，這對於理查並不重要，給我們卻留下很大的想像餘地。奎生（我差點寫成美國的副總統奎爾）與理查不同，奎生的妻子胡采鳳，就在奎生的班子裡，會隨著班子的吹奏站在人場中唱蒲劇，會鼓著腮幫子吹笙。只是模樣長得太難看了，突眼，撅嘴，黃牙，大腮，小耳，愛抽煙，嬌小而不動人，也沒見她變換過髮型。這與奎生的鼓點與嗩呐也肯定有關。

　　問：

　　是過去師傅的女兒嗎？（我是按照許多中國小說中的思路出發。）

　　奎生：

　　不是。

　　問：

　　是在從藝的過程中認識相愛的嗎？

　　奎生：

　　不是。

　　我吃驚：

　　那是怎麼結婚的？

　　奎生：

　　俺姨做媒介紹的。

　　問：

　　那她為什麼會吹笙和唱戲？

　　奎生：

　　隨我進班子以後學會的。

　　我莫可奈何，似有些遺憾，也似有些失落。這時我明白，理查與奎生在演奏風格和心情投入的出發點上，肯定大有不同。一個精心，一個隨意；一個富足，一個赤貧；一個在沙龍中，一個在田野上；一個似水仙，一個似狗尾巴草；一個皮膚細膩，一個皮膚乾焦；一個富於藝術創造性，一個富於心靈感悟力。

　　這時奎生的鼓點開始了。奎生個頭不高，穿著山西的毛衣和褲子。像所有名人一樣，沒開始敲鼓點之前，他坐在條凳上不理人，對熙熙攘攘的圍觀人群充耳不聞，只是偶爾與身旁掌板的同伴低聲說一句什麼，同伴頻頻點頭。班子中的其他年輕人與中年人、老年人，就與奎生不同，亂與圍觀者點頭，笑，打招呼，甚至擠眉弄眼，為別人特別是有熟人來聽他們的鼓點感到興奮。這時天黑了下來，一個三百瓦高挑的大電燈泡亮了，喪事的主持擠過人群走到奎生身邊說了一句什麼，奎生點點頭，然後向身邊掌板的同伴示意一下。掌板的同伴將他的板子舉了起來，立即，像音樂廳穿著燕尾服指揮手中的指揮棒高舉起來一樣，班中所有的藝人都各就各位，抱起自己的笙、笛、鐃、鈸、嗩呐、大鼓，全神貫注地看著同伴手中高舉的板子。

　　這是在李堡村一座可以容納幾千人的土原子上。這個土原在已經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門前。所有的土原、人、音樂與繁華，對於王枝花老太太來講，都無足輕重。她老人家肯定是微笑著看世界。重視這一切的是我們這些圍觀的幾千名土頭土腦糊塗無知懷著莫名興奮與期待的站在世界邊緣的觀眾。

　　終於，高舉的板子落下了。隨著一聲清脆的竹板響起，藝班子六七個人手中的笙、笛、鐃、鈸、嗩呐、大鼓同時響起。音樂都是我們所熟悉的音樂，有舊社會的，有新社會的，有古典的，有現代的，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也有抗日戰爭時期的，就是沒有《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由於這些音樂是伴隨幾代人成長的，幾代人都從音樂中得到了滿足，所以幾千人屏聲靜氣，聽得如醉如癡。聽了一段，又是一段；走了一山，又是一山。當首都體育館的理查德·克萊德曼已經演奏到如醉如癡、與觀眾情緒水乳交融，禁不住興奮地用法語說「我再給你們來一段」時，中國山西李堡村音樂場上的名人奎生還沒有出場。這是中西藝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鋼琴演奏與嗩呐和鼓點演奏的不同。奎生仍在條凳上坐著默默不語地抽著自己的香煙。

　　終於，在一支曲子演奏到一半時，奎生扔掉煙屁股，站起來，從同伴手中拿過一杆嗩呐。他一站起，連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聽眾都一下覺出，他所有同伴剛才聲音嘹亮、爭奇鬥豔、百花齊放的吹奏，都一下子成了伴奏。所有伴奏的聲音，一下子壓低許多，緩慢許多，在等待奎生嗩呐的吹出。我突然明白，所有這壓低與緩慢，是名人在多少次的藝人生涯中磨煉碰撞出來的，肯定有一個由不壓低、不緩慢、不等待到壓低、緩慢、等待的過程。這是明星與凡人的區別，這是球星與球員的區別，這是偉大作家與一般作者的區別。這個區別是以不平等、壓抑許多人的心靈為代價的，但它是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由於有了這壓低與緩慢，使奎生嗩呐中發出的第一聲聲響，就格外嘹亮、徹底、撕裂金帛與撕裂雲霄，把我們等待已久的心靈，一下子消解和冰釋。他吹奏的是什麼，已顯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吹奏。我們切切實實看到他在吹，聽到他吹出的聲音，看到他吹奏的風采，我們就滿足，得到安慰，與他融為一體，甘願做他音樂的奴隸，願意為這一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氣氛對於我們是多麼重要啊，在一種氣氛下我們可能是懦夫，在另一種氣氛下我們就是英勇無畏的戰士。我們甘願沉浸在這種音樂中，去生，去死，去隨這音樂的吹奏者爬過一道又一道的高山，一座又一座的土原，過一道又一道的冰河，看遍一山又一山的漫山遍野的燦爛的花朵。

　　但是，奎生沒有讓我們興奮過久，一曲終了，他把嗩呐令人失望地放到了桌子上。他沒有在乎我們興奮沉浸的情緒，他沒有像理查德·克萊德曼那樣，趁著我們神經的興奮，又伸著兩個指頭說「我再給你們來一個」，把我們興奮的神經再高挑一度；他只是把我們扔進情緒的泥潭中，然後毫不負責地甩手離去，似乎這一切與他無關，任我們在興奮的泥潭中掙扎，不能自拔。這時，他的同伴又繼他之後吹起來，唱起來，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已經走到了路的盡頭，應該在另一種音樂的撫慰下往回走了。於是，我們幾千人自嘲地相互看看，神經也都鬆弛下來，笑了。奎生的吹奏既然聽過，同伴的吹奏對於我們已不在話下。我們一下似乎成了奎生的知心朋友也可以和他平等相處然後和他一樣俯視他的同伴了。於是，人群中鬆動了，咳嗽聲，議論聲，像蜜蜂一樣「嗡嗡」響起。這時我們又感謝奎生。奎生是神，我們是人，我們還是回到「嗡嗡」的人的議論聲中去吧。

　　這樣「嗡嗡」了一個鐘點，輕鬆了一個鐘點，等我們把鬆弛的唾沫都咽回肚裡，把興奮的汗水晾乾甩淨，這時奎生又出場了。他將一面大鼓掛到了自己脖子上。隨著他掛鼓，他的幾個同伴都將大鼓掛到了自己脖子上。人們又緊張起來，紛紛說：要打鼓了，要打鼓了。人們又提起心，屏息靜氣。這次是奎生親自領銜，打鼓。他將鼓槌舉到了空中，所有同伴都看著他，也將手中的鼓槌如樹林般舉向空中。隨著奎生鼓點的落下，一下，兩下，三下，眾槌紛落，如雨打芭蕉，越來越重，越來越激烈；激烈之後，又還原成整齊，成了整齊雄壯、威風八面的威風鑼鼓鼓點。十來面大鼓在一起對打，打著鼓，敲著鼓邊，聲音清脆悅耳，令人神情振奮，昂揚，沉落，感動。

　　問：

　　這鼓叫什麼名稱？

　　答：

　　五虎爬山。

　　這時所有的鼓手，真有如爬山的、山中初長成的雄虎，突然分開，又突然跳到一起對打；對打一陣，在旁邊嗩呐、笙、笛的伴奏下，又突然亮相，好不自如瀟灑。這時的奎生，還原成了兒童模樣，憨厚，天真，滿頭是汗，滿頭是土，滿頭是土與汗流成的汗道道，臉上帶著滿足與得意的傻笑。打鼓之餘，鼓槌在他手上轉花，令人眼花繚亂。他們抖肩、扭腰、提腳、掀胯，每一個動作，都牽動著我們的全身。這種金鼓樂，這種路行鼓，聲聲鼓槌，都敲到我們心的深暗處。我們可以長歌當哭，我們可以撫掌大笑，我們可以就此喝醉酒，我們可以用手把土原一個一個去抹平，和成稀泥，摔到應該摔的一些人的臉上。

　　三星偏西了，散場了。散場的腳步聲、議論聲、尋子呼娘聲之後，一切都停止了。這時的村莊，顯得多麼寂靜啊。偶爾幾聲狗吠，也顯得生怯怯的，孤立無援。可以在村邊的小溪中撒一泡飽尿。撒完尿，可以回到房東大哥的家裡。回到家裡，我覺得此時躺下睡下實在有些不應該，不可能，不舒服，欲言又止。我自作主張扭開了房東大哥家的黑白電視。電視中是找不到奎生的。這時北京首都體育館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鋼琴獨奏音樂會肯定也早已停止，何況電視也沒有直播。但是，我竟在「哢嘣哢嘣」的旋鈕聲中，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的第八頻道，找到了理查德·克萊德曼。電視臺正在播放克萊德曼演奏《溫柔》的風景畫面錄像帶。可以肯定，這是在他的故鄉法國南部尼斯村拍攝的。用的是法國一流的攝像家，一流的構想，一流的色彩，當然，花的也肯定是一流的錢。鋼琴擺在優美的葡萄園中，葡萄園中的葡萄，胖嘟嘟的，個個含著清晨的露珠。鋼琴又擺在巴黎街頭，一個宏觀的鋪滿白地毯（？）的廣場上；又擺在空中，擺在飛機翅膀上。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查的身邊，活動著一個給他吹長笛進行伴奏的修長的漂亮的迷人的法國姑娘。她穿著長裙，在夕陽的一邊，驀然回首，其神采，令人神旌飛揚，驚心動魄。她與理查，在鋼琴和長笛聲中，又輕鬆地走在巴黎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談笑自若，帶著自信、富足、可以隨便攔出租車、可以隨便到哪一個高級飯店吃飯的對外部事物皆不在乎的神情。所以他們的交談顯得專注，生動，感人。他們用的攝影師，肯定是他們的朋友，所以他們笑得那樣真誠，開心，角度又選得那樣好，太陽從他們的後背升起來，從姑娘修長的頭髮旁落下，從他們的腳下升起，又從他們的頭頂落下。鋼琴和長笛，籠罩和統治了整個世界。這時我突然明白了理查與奎生的區別。我可以放心，安然，悲哀又不悲哀地去睡覺了。

　　但所有這一切，都與我正在患的感冒是兩回事。在遭受了理查和奎生之後，我的感冒越發地嚴重了。另外一間窯洞裡，已傳來房東大哥一家長短不齊的呼哨和鼾聲。我能感覺到我自己的咳嗽與發燒，但我一直處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這時我夢到自己置身于一個龐大的游泳館中，碧綠的水，四周數不清的座位，我正與一個人坐在那裡談心，談了許多的知心話語。又似乎是在一個龐大遊輪的甲板上，滿天星辰，我們並排躺在一溜躺椅上，我蓋著一個白單子。這時我心中似乎得到了許多的慰藉，安慰，眼中不知不覺冒出了淚。這個人面目很不清楚。似乎是理查，又似乎是奎生，還似一位多日不見的朋友。朋友，久違了，你可真讓我想念。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十裡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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