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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這麼虛假可恥的謊言,他怎麼好意思對她說出口?

  於是好像有另一隻大耗子也開始啃咬她的心。

  秦岑頭腦裡一片空白。在她三十七歲的人生中,此前只有過兩次這樣的情況。一次是小時候失去了母親那一天;一次是成為演員後失去了父親那一天。那兩個日子對於她是完全黑色的。仿佛突然變成了瞎子,再也看不到生活中還有什麼歡樂可言了。

  現在,2004年的大年初一,對於她又是一個完全黑色的日子了。儘管,窗外的天光恰恰相反,正一刻鐘比一刻鐘更加明亮。

  她如同一條被廚子牢牢按在案板上,並用刀背狠狠拍裂了頭的魚。

  本來她給他打手機,目的是要講述一下自己剛剛經歷了的精神刺激,獲得他的一番撫慰。除了對他講,從他那兒獲得撫慰,她還能對誰去講呢?還能指望會從誰那兒獲得到起實際作用的撫慰呢?她多麼希望聽到他說:「你等著,我立刻就到你身邊去!一切有我呢!」如果他說了,她絕不會忍心讓他真的踏著深雪再來酒吧一次的。並且,也會原諒他和那個小猴子似的「小妖精」之間不明不白的親愛行徑。他不解釋,她甚至可能不願多問。他若想解釋,那麼無論是一種多麼破綻百出的解釋,她都會一笑置之——只要那個「小妖精」別再出現在「伊人酒吧」裡,只要他保證和那個「小妖精」之間不明不白的親愛關係適可而止……

  第五章

  在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中,這裡專指的是既有性的親愛又以愛為紐帶,而非柏拉圖式的那一種關係中,我想確乎是有某種也許只能叫做「緣」的定數的吧?太多的人們將「緣」泛化了,以為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一男一女之間既發生了戀愛和性事,便總歸算是有「緣」了。這麼想比較符合佛教的詮釋,但不是我這裡所要強調的意思。我要強調的意思是——在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中,如果介入了某種命中註定似的因素,即一方起初不願認可而最終還是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地認可了的因素在起作用,才算是「緣」。而「緣」既是存在的,便必有好的和不怎麼好的和壞的之分。不怎麼好的和壞的,就不去細說它了。因為那可以唯心主義地理解為上蒼對人的考驗。既曰考驗,人當然可以而且當然有權改變它。不試圖改變,或方式愚蠢甚而罪惡,都是人自己的責任。成功地改變了,就是通過了考驗。這裡只講那種好的「緣」。它之所以好,乃在於它正是人所向這個世界訴求的。哪怕你起初並不覺得它好,但它一次又一次出現在你的人生裡,最終引起了你的重視。而你一旦重視了它,你也就開始對它一次次推入到你的人生裡的那一個女人(或男人)重新認識另眼相看了。結果你開始慶倖愛她對你僅有一次的人生無論如何是值得的。那麼她也會告訴你,她同樣感到慶倖……

  而文藝和文憑,對人有著幾乎相同的影響力。一個獲得了真的而不是假的大學或大學以上文憑的人,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如果原本是城裡的人,其後就更像城裡人了。對於這個人,按時下流行的說法,那文憑意味著一種「知本」。比缺少「知本」的城裡人仿佛多了點兒「知本」,不消說,自然比城裡人更像城裡人囉。

  文藝和人的關係也是這麼回子事兒,一個人或和「文」發生了親密的接觸或和「藝」發生了親密的接觸,時間一長,久而久之,周身就似乎有了種「場」。在練氣功的人那兒,叫「氣場」;在被文藝薰染了的人士們那兒,叫「氣質」。一個人一旦有了那樣的氣質,往往也比城裡人更像城裡人了。

  喬祺原本就是一個自小生長在農村的人,那村子叫坡底村。

  秦岑曾多次想要弄清楚,是他故鄉的坡底村,究竟在鄰省的哪一縣境內是一個什麼樣的村子,但喬祺不願詳細告訴她。問了幾次問不出個結果,秦岑她也就再不問了。她愛的喬祺是鄰省的男人,一個自小生長在農村的男人;她覺得她對他瞭解了這些,也就足夠了。她倒寧願他這個自己所愛的男人,對於自己具有一些神秘感。

  鄰省的坡底村,因五裡坡而名。

  五裡坡,因地貌而名。

  它在鄰省的省城的西南郊,實際面積不到五裡,比五裡要小一半。人們就那麼叫罷了。

  喬祺的父親喬守義,從大躍進的年代起,便是坡底村的一村之長。

  喬守義是1956年的高中畢業生,十八歲在學校裡就入了黨。而且,這位當年省城重點高中的團委書記,放棄留在城裡工作的機會,帶頭回農村成為新一代農民中的一個。當年的中國,正為在全國開展一場工業方面的大躍進進行著緊鑼密鼓的準備。工業方面的大躍進須得以城市的糧庫裡堆滿了糧食為前奏。所以1956年不像兩年以後的1958年,中國惟恐它的農民少了幾個,因而影響了糧庫裡糧食的儲備。

  當了整整二十年村長的喬守義,早已被坡底村的人們叫做「老村長」了。某些年長於他的人,也那麼叫他,既表示對他本人無可替代的個人威望的尊敬,也表示對二十年這一時間跨度的尊敬。儘管喬守義並不老,1978年才四十幾歲出頭。

  1978年的喬祺,已經十五歲了。這五裡坡中學的初一男生,可不像他父親二十年前在省城的重點中學那麼過早地領略人生之風騷。他母親在他剛上小學時就病故了,那正是「文革」時期,他父親整天忙於開會和領導生產,顧不上管束他。基本是任由他隨隨便便地長到了十五歲。但是他倒也沒隨便出什麼毛病來。這少年性格內向,學習半用功不用功的,貪玩。由於性格內向而不合群,貪玩也只是獨自玩。到離村子遠的河段去釣魚,或在小草甸子裡水泡子邊上到處尋找野禽蛋。再不就待在知青宿舍裡安安靜靜地傾聽他們聊城市裡的事,或幫他們去幹他父親分派給他們的農活。他很喜歡聽他們聊城市裡的事。雖然城市離五裡坡並不算遠,坐上近郊列車二十幾分鐘就會到城裡了,但他還沒去過。聽知青們講了許許多多城市裡的事,他對城市還是沒有什麼感性的認識,認為城市只不過是一個人多因而事端也多的地方罷了。當年在五裡坡插隊的知青,大抵都是A市有特殊權力背景的家庭的兒女,否則絕對輪不上到離城市那麼近的農村來插隊。「文革」前近郊列車的時刻表上是沒有五裡坡這一站的。「上山下鄉」運動以後才有的。五裡坡的農民們都說,是城裡某些有權力的人們為他們在五裡坡插隊的兒女們特批的。五裡坡的農民們雖然這麼不以為然地認為,心裡邊卻還是謝天謝地的。從此他們進城方便多了啊!插隊在坡底村的知青中,有一名叫高翔的。高翔的父親,是北京某國家樂團的指揮。高翔本人,是北京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文革」中高翔一家被逐出北京,先被押送到了「五七」幹校,後來落實了政策,但仍不許回北京,被發配到這一省的省城落戶下來了。高翔的父親與市「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有感情深厚的私交,使高翔得以受到特別的優待,也插隊到了坡底村。那原是北京人的知青將一支叫做「薩克斯」的樂器帶到了坡底村,得閒便溜到河邊去獨自吹一陣。是小男孩兒的喬祺迷上了知青的「薩克斯」,進而迷上了那知青本人。每天見不到高翔幾次,聽不到他吹幾曲「薩克斯」,小喬祺心裡邊就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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