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8)_梁曉聲

一〇八

　　結果養父和婆婆提前兩天雙雙離開了上海——那顯然是他倆迫不及待之事。我和翔的看法是，他倆早就心心相印了，只欠有誰往一塊兒輕輕推一下。都沒想到推的是兒女，於是水到渠成。

　　婆婆從玉縣回到上海後，仿佛年輕了十歲，幸福常掛臉上。

　　幾個月後，養父和婆婆領了結婚證。沒辦婚禮，只請少數親人朋友吃了頓喜宴。

　　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知道的人都用上海話說是「老好老好的事體」，一句閒言碎語沒聽到。

　　我養父又變得開朗了，找回了幽默感。也又開始重視自己的儀錶了。

　　上海老媽一旦再婚，比年輕女子還善於做嬌妻，我更是自愧弗如；而我經常看出，我養父特享受那一點。

　　翔有次說：「親愛的，你要向我媽學習。榜樣就在身邊，為什麼不虛心學習呢？」

　　我就學婆婆的樣子和語調說：「阿拉學也要有個過程嘛！」

　　那一年，娟那邊也發生了令我無比驚詫的狀況——先是，她與我通話時告訴我，張家貴大哥被查出患了小腦萎縮症。那次通話主要是說別的事，娟只不過附帶著提到了一句，聽來她當時也沒太放在心上。我也和娟一樣，視張大哥為貴人。娟沒太放在心上，但卻引起了我的重視。通話結束後，我問翔要緊不要緊，翔說以張大哥那種歲數，確認為小腦萎縮也不必多麼慌張。許多人年過五十以後，小腦都會不同程度地發生萎縮。翔各方面的知識都挺豐富，聽他那麼說，我遂放下心來。

　　三個多月以後，娟又一次與我通話，劈頭就說：「婉之，我結婚了。」

　　太突然了！

　　我愣了幾秒鐘才回過神兒來，不滿地責問：「你可真能保密呀，跟什麼人啊？」

　　娟說：「張大哥。」

　　我又愣了幾秒鐘。

　　「就是張家貴。」

　　我接著可就不只愣了幾秒鐘了。

　　張大哥可比娟大二十六歲，快六十了！

　　手機那頭，娟又說張大哥的病症發展得極快，走路已經不穩了，連醫生都沒料到。並且，也基本上束手無策。

　　娟說：「照那樣的速度發展下去，一兩年後他可就是廢人了。」

　　我不知怎麼說才好。

　　娟說：「他是好人。」

　　我仍呆著。

　　娟說：「我要趁他還沒成廢人，讓他過上一兩年是丈夫的生活。」

　　「……」

　　「你和翔都很忙，又有了孩子，千萬別過來了。幾天後我要為我倆辦場婚禮，新娘子穿婚紗那樣式兒的。你代表高翔給我發條祝賀短信行不？我要讓人在婚禮上念。」

　　「行。」我口中終於吐出了一個字。

　　合上手機後，我將娟的話複述給翔聽。

　　翔說：「唉，張大哥太不幸了，娟那麼做太符合她性格了！發什麼祝賀短信啊，咱倆之中必須有一個人去！」

　　我猶豫地說：「咱倆都去呢？」

　　翔不加思索地說：「好，都去！」

　　正巧我養父又來上海了，他知道後，主動說：「李娟是個好姑娘，我也去。」

　　於是我成了伴娘，翔成了證婚人，養父代表我們的五口之家表達了由衷的祝福。他的話本是沒什麼問題的——從一座新城可喜的日新月異的發展，談到年輕人在深圳的創業精神之可貴，再談到人生的可把握性，特符合他的身份。令我暗吃一驚的是，他居然也談到了他與我婆婆的晚年結合！估計是因為長久沒登臺講過話了，一說開去，收不住閘了。然而他獲得了熱烈的掌聲，娟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他，張大哥落淚了，向他深鞠一躬。

　　過後我對翔埋怨道：「咱爸不該說咱們家的事，沒必要。」

　　翔卻說：「我覺得沒什麼不好。通過現身說法，表達理解，意在為娟和張大哥堵住別人們可能的閒言碎語，咱爸用心良苦。」

　　不久，我收到了二姐的信。

　　我與二姐並無書信往來，也沒通過話。但我依然履行著承諾，定期給她的兒子趙凱寄錢——他已考上了一所省內的大學，花銷大了，我寄給他的錢也多了。

　　二姐肯定是從他那兒知道我家在上海的地址的。

　　二姐的信毒汁四濺。除了沒罵髒話，種種詛咒無所不用其極。

　　原來二姐對自己與張大哥那事兒，從未徹底死心，並且仍巴望著某一天忽然由我向她傳達了她夢寐以求的福音。一個人對一件完全是一廂情願之事的執迷不悟，令我匪夷所思。現在可好，我非但沒助她實現夢想，反而將自己最好的女友和張家貴「撮合」成了夫妻，我和丈夫和養父還都前往深圳參加了婚禮，這對她的刺激非同小可。換位來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撮合」，已有三處店面的李娟豈會嫁給大自己二十六歲的張家貴？圖的還不是能靠住張家貴這位老闆嗎？——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以上想法是多麼的使我二姐絕望又憤怒。

　　那封信同樣使我憤怒異常。

　　我能換位思考，卻無法做到不生氣。

　　翔見我氣得發抖，將信要過去也看了一遍。

　　他奇怪地問：「你二姐怎麼知道得這麼快？」

　　我告訴他玉縣人在深圳有同鄉會。

　　「世上竟有你二姐這樣的人！難道她忘了我們還在供她兒子上大學嗎？」翔將那封信撕了。

　　我說：「看來我以後不能再回神仙頂了。」

　　「那就不回去！永不回去又怎樣？我們的生活無法繼續了？！」翔氣得拍起了桌子。

　　我暗下決心，不再給趙凱寄錢了。然而到了該寄錢的日子，身不由己地還是去了次郵局。

　　有時，責任也具有強迫症的特徵。

　　兒子四歲時，我在明德公司也整整工作了四個年頭了。四年間漲了三百元工資，錢雖不多，但畢竟對我的工作狀態是種鞭策和肯定。四年間我也積累了不少工作經驗，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了。

　　我丈夫與我老闆的特殊關係基於這樣一件事——耿老先生是自駕游愛好者，我丈夫也是。只不過耿老先生開的是豪車，我丈夫經常租摩托。

　　豪車也免不了會出故障，在西藏，耿老先生的豪車過淺河時側翻了，他的腳踝扭傷了。翔恰巧騎摩托經過那裡，分兩次將耿老先生和他老伴載到了附近的藏民家。但自從我在明德公司上班後，他倆並沒見過面，因為耿老先生是滿世界「飛行」的人，每年也就到上海一兩次。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過每年春節，家中都會收到耿老先生的賀年卡和一份禮物；翔也同樣回贈。他倆並不通手機。或者，通話我也不知道。

　　一日，辦公室告訴我，耿老先生下午要見我。

　　「我此次來上海，與你談次話也是重要的事之一。」我剛一坐定，耿老先生就這麼說。

　　他問我是否還記得，當年將我調到投資部時，他曾說過我日後自會明白原因？

　　我不記得了，卻說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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