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6)_梁曉聲

一〇六

　　▼第十九章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我已過了三十八歲生日，我的生命第三十八次與「國慶」和「中秋」愉快相逢，這種愉快（包括過生日的愉快）我從三四歲起就有了記憶。

　　我想一概的節日，也在人的「社會關係的總和」裡，區別僅僅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人，所過是不同的節日。

　　然而我要死了。

　　我的意思是說——我也許最長再活上幾年，而短則幾個月。甚至，很可能活不過二〇二〇年。

　　儘管如此，不論我的第三十八個生日，還是「國慶」和「中秋」，我都過得格外愉快，完全可以用「開心」來形容。親人和朋友為此「周密策劃」，我則儘量以最好的心情和最佳的精神狀態予以配合。「最好」和「最佳」，是指我事實上所能做到的程度。親人和朋友憂傷地「愉快」著；我忘乎所以地「開心」著。「開心」著他們的「愉快」，「開心」著自己所做到的「最好」和「最佳」。我因自己的配合能力而頗有成就感。

　　我小時候曾在養父養母的帶領下看過一次京劇——劇名和內容早已忘了，只記得一名走路顫顫巍巍的老蒼頭的幾句唱詞：

　　老漢今年七十八，
　　好比路旁草一棵，
　　過了重陽秋八月，
　　不知來年活不活……

　　老蒼頭唱得特悲哀——那種悲哀我內心裡也是有的，揮之再揮，無法揮去。

　　中國的長壽之人越來越多了。可我才三十八歲就將不久於世了……

　　我是多麼的熱愛生活啊！

　　熱愛我平凡的、普通的人生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包括我三十八歲人生中的心碎時刻和無助的感受。

　　婚後我的人生發生了必然的改變。

　　第二年我和翔有了兒子。

　　兒子半歲後我的產假結束，重回明德公司上班，兒子主要由婆婆照看。有了孫子使婆婆喜出望外，她做奶奶做得特幸福，但那份責任也是她始料不及的。

　　翔的小姨曾對我說：「阿拉上海女子做婆婆做到吾老姐那樣，是儂福氣，婉之儂知足吧。」

　　我不但知足，而且感恩。

　　翔在攝影家協會改選時，主動辭去了副主席一職。他的說法是：「挺長時期沒好作品了，慚愧了，應該讓賢。」

　　而我明白，他不願說的考慮是——他那副主席是專職副主席，要坐班的。他在深圳的兩年，是深圳市委宣傳部出面向上海文聯借調的。借調期已過，如果他不主動請辭，繼續將專職副主席當下去，那麼作為丈夫、父親和兒子，他在盡家庭責任方面就分身乏術了。他是孝子，不忍心看著老母親帶孫子帶得那麼辛苦而心安理得。

　　他也是好丈夫——我的老闆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我少受家事拖累，工作表現出色，所以寧願自己有時間多分擔一些家事。

　　當然，也有經濟方面的考慮。有了兒子，開銷大了。兒子要入託、上學，不預先存下筆錢，以後用到時會犯愁的。他與一位攝影家朋友合開了一處專照婚禮照和孕期照的藝術攝影館，收入多了不少。

　　以前的他，是藝術追求第一，作品獲獎第一，兼顧收入；有了兒子以後，反過來了，變成收入第一，兼顧藝術追求了。而且，持一種能兼顧則兼顧，兼顧不成也無所謂的態度。

　　由於他的變，坊間對他的負面議論不少。有人還在報上發表了文章，不點名地批評他。文中有兩句話很使他受傷——「藝術家一旦為金錢俘虜，其第二生命就終結了。」

　　他儘量對我「封鎖」那些關於他的負面輿論，而我作為他的妻子又豈能一無所知？並且，那些負面輿論，一度也影響過我的情緒。

　　有次他酒後問我：「是藝術家的藝術生命重要，還是藝術家的兒子成長中的生命重要？」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只有默默吻他。

　　每個人都只能在現實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我認為在現實面前明智地妥協與勇於向現實挑戰都是人應必備的能力。徹底否定了前一種能力而一味鼓吹後一種，是有毒的文化現象。因為人生不該類似角鬥士。

　　我和李娟的關係也發生了改變——我成為嫁到上海的深圳人以後，事實上已不能與娟在深圳「同舟共濟」了。娟又開了一家超市，兩處超市加一處藥店，夠她操心夠她忙碌夠她辛勞的。僅僅因為我當年出了幾萬元「創業費」，我便成了理所當然的「持股人」，然後不勞而獲地「分紅」，這使我每思每愧，卻不知該怎麼辦好。

　　兒子一周歲時，我收到了娟按東北習俗寄來的「賀歲」錢；我明白那就是「分紅」，只不過她太瞭解我，換了種說法。

　　「五萬元也太多了，五百元就不少了……你認為呢？」翔也顯然大為不安。我看出了他已有想法，在試探我的意思。

　　「和你的感受相同啊。」我遂將自己的慚愧傾吐而出。

　　他說：「你好朋友可是只有一個腎的人，咱們不能忘了這一點。她太不容易了，三個店的效益不錯，那全是她和她弟起早貪黑沒假沒節地努力的結果。咱們和她的情況也大不一樣。你我有工資，上海和全國比還是工資高的城市，我除了工資，另外還有收入。我媽也有退休金，她花不完，每月還能存點兒。可娟不同，她和她弟至今在深圳仍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當然往前看肯定不是回事兒。她在農村又有那麼多窮親戚，這一點咱們也不能忘了……」

　　「你是怎麼想的直說，別繞彎子。」我犯急了。

　　「你退股吧。」翔的話把我給說愣了。

　　「有句話我以前說過，現在再說一遍——娟是有經商頭腦的，也有一股子人生的闖勁兒，這兩點都是你不具備的，老實說連我也不具備。你倆別再一條繩拴倆螞蚱了。再那麼下去，對人家娟太不公平了。每次聽你倆靠手機討論經營上的事兒，我都替她累心。剪斷那條繩，她反而會飛得更高更遠。螞蚱不是只會蹦，也會飛……」

　　翔那天是抹下臉了，一點兒不給我留面子，把話說得特直接。「可……我如果堅持那麼做，她會受不了的……」

　　「這事兒你處理不好。你跟她那麼說，她當然會跟你犯急。如果你同意，我來辦吧。」翔的想法我也有過，我便授權由他來「解決」了。

　　當時，深圳有家印刷公司，叫「雅昌」。水平很高，常在國際上拿印刷評比大獎。上海攝影家協會要在「雅昌」印優秀作品集，翔與「雅昌」的老闆萬傑也是朋友，於是主動請纓前往深圳洽談——由他出面，價格上會打折扣，這正中領導下懷，他的領導很高興地批准了。

　　翔從深圳回來後，公私兩項任務都完成了。

　　聽他說與娟談得很好，我沒追問他究竟怎麼談的；但我內心裡是挺懷疑的。我太瞭解娟了——一想到娟的內心感受會怎樣，我寧可不問。

　　果然，晚上娟向我「問罪」了：「婉之，你什麼意思啊？你讓高翔來逼我對那事兒表態，我能不……」她在深圳那頭哭起來了，哭得那叫傷心，連她弟從旁勸她別哭的話我都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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