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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細想想,真慚愧!政治對人的嘉獎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從此對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經三十六歲。愛出風頭的年齡早已過去了。與多情的年齡一塊兒過去了。從個人的教訓中,從別的愛出風頭者們的庸俗中,體會到了這種庸俗實實在在是對一個人自己的莫大損害。也就學會了一點自尊。人既從自己的教訓中發現自己的劣點,也是從別人的庸俗中總結出自己應當如何作人的原則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無限延長。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復旦見識到了不少在別的地方不太容易見識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總支副書記中,有一個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餘歲。不知是留校生還是工宣隊。樣子很猥瑣。我從未見其笑過,永遠那麼猥瑣地嚴肅著。仿佛權力又極大,與系工宣隊隊長平起平坐。背影莫測。在《學習與批判》上發過一篇所謂雜文《贊「山羊角」精神》,據說很得張春橋好評。自那以後,似乎更身價百倍,使人覺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時刻想猝然頂你一頭。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在系裡拍著桌子訓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而且他還沒有脖子。在校園裡看見他,矮矮地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地移動過來,猥瑣而嚴肅地瞪著你,夠令人不舒服的。我經常是退避三舍,繞條路走。無路可繞,便低下頭去。倒不是怕他到這般地步,是看見他也會破壞你一時的好心境。按說他應到某電影製片廠去作特型演員,卻狂傲之極地在堂堂復旦大學內招搖過往。「四人幫」納「賢」到了寵醜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國替復旦深感羞恥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隊員,某天中午還在復旦食堂用鋼精勺敲著鐵飯碗,一邊哼唱樣板戲一邊排隊買飯,第二天便在《人民日報》上揚名顯姓,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將報紙拿給他看,指著他的名字問:「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媽的哪有當中央候補委員的造化!」後來證明果真是他,喜滋滋樂悠悠地又對人說:「洪文對我真夠意思!」原來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時的小兄弟。王氏還真夠講交情的。雞犬升天尋常事。難怪那年頭許多人都認為政治是個一本萬利的賭盤。抹下臉皮往上拋賭注。

  「四大幫」粉碎以後,有次我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了一個不尋常人——上海曾紅極一時的一位小說作者。到我們專業去座談過,故而認得。我問他日子好過否?他倒對我說了幾句實話:「日子不好過哇。其實我們這些人呢,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我們是要通過文學走向政治。我們崇拜的是張姚道路。哎,前途如煙了呀!……」

  心灰意懶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在系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冊子,「文革」前出的,便拿著向他請教某一文藝理論問題。

  不料他連連擺手,有些驚惶地說:「不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說:「別人告訴我就是您寫的呀!」

  他更加驚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說罷匆匆而去。同學小莫恰巧看見了這情形,對我說:「你別再給自己找麻煩,也別給他找麻煩!」

  我說:「我又怎麼了呀?不過就是向他請教一個文藝理論問題嘛!」

  小莫說:「文藝理論在中國只有一個——『三突出』創作原則,請教我吧!」

  我問:「他不願回答也罷了,幹嘛那麼驚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著他走遠的背影,說:「因為他是個『壞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訴我:據說他原是徐景賢的同學。徐氏還沒在政治上成氣候時,兩人碰在一起開過一次什麼會。徐氏愛聽鬼故事。他也善講鬼故事。講罷回自己房間睡覺,半夜徐氏敲門,只穿著褲衩跨進他的房間,言道怕鬼,不敢獨眠。房間裡正好空一張床,徐氏便天天與他睡在同一房間。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糾纏他講鬼。後來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反對徐的一派組織就派人到復旦來找這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講師,想從他口中獲得「炮轟」材料。講師本是書呆子,不願捲入政治旋渦,被糾纏煩了,無法擺脫,便拍拍衣兜說:「材料都在這裡。時候不到。時候一到,材料拋出,十個徐景賢也打倒了。」說的實在是氣話。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當穩了,就下令將他抓了起來,被隔離審查半年有餘,逼他老實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審來訊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條——徐景賢怕鬼。終於定不成什麼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對他耿耿於懷。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總歸是有點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產生疑問:真唯物主義者還是假唯物主義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這個人是個壞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帶學生。」

  於是未蓋棺而定論,這講師便成了復旦園內罪名抽象的「壞人」。以後我每次再見到他,心中尤為充滿同情。試想這「壞人」的罪名,對於好人來說,是作踐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測到道德敗壞,腐化墮落,以及與女人亂搞關係一類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無法向別人釋冤的。述說一次自己成為「壞人」的經過,便等於又散佈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的言論,豈非壞上加壞,罪上加罪麼?別人也是無法替他釋冤的。就只有那樣令人莫測地和一個「壞」字連著了。在我看來,他那半禿的頭頂,那列寧式的智慧型的前額,那不修邊幅的樣子,完完全全是個只會做學問的人。可能做學問做的還有點「迂」。嗚呼!悲夫!至今想來,黑色幽默之戲劇之文學,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蘊含著大量大量的素材與啟示,卻怎麼在外國異軍突起了呢?不是中國作家和戲劇家們的一大遺憾麼?

  講師成了壞人,學生原來是「試驗品」。

  同學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縣人,農村姑娘。矮、胖、圓臉。像目前電視中正在播放的兒童動畫片中的「小咪呣」。挺厲害,誰說她一句不的話也不行。開玩笑她會當真。動不動就這樣搶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貧下中農女兒哇?」心眼卻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學中,三年不說一句違心話,不做一件違心事的,我認為只有她一個人。「批鄧」時,每個同學都至少貼過一張表態性質的大字報。唯獨她例外,不寫。很乾脆地說:「阿拉寫不來嘛!」若是別的同學,起碼屬￿路線鬥爭的立場問題。對她,沒人敢這麼上綱上線。誰也奈何不得她。

  她確是「寫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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