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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中部 第一章

  與「老三線」建築工人周志剛相比,兒女們的人生有著較多變數。周志剛的人生只發生過一次決定性的改變,即由農民變成了新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工人。他兒女們的人生,則一變再變。這是因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無法繼續故步自封、閉關鎖國的時代,時代之變需要人的改變。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這十年間,物質的中國變化有限,而人的變化卻近於戲劇。

  「改革開放」四個漢字的組合特陽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擻、意氣風發、繼往開來的生動性和形象感。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個漢字在語言學上體現了很高的智慧和藝術——關鍵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卻不是從「文革」一結束就開始的,也根本不可能那樣。首先需要在理論上清楚,原來一批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幾乎都是大大小小的權威,他們堅持所謂的正統理論。改革者首先要與他們爭論,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還會被逼得進退兩難。改革者之間也有爭論:步子快了慢了,膽子小了大了,先改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到何種程度為宜,都會產生分歧。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界的人士或被動或主動攪入其中,推波助瀾,搖旗呐喊,讓局面更加複雜。有一部外國小說《喧囂與騷動》的書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

  然而,A市十年裡並沒有太大變化。它在等著更明確的指示和引導。只有兩件事可以稱之為大動作:一是隨著知青們大批返城,曾經的兵團體制壽終正寢,又改回農場體制了;二是為了適應市場經濟,曾經赫赫有名的一些軍工企業改成了生產民用產品的企業,謂之「軍轉民」。確切地說,這既不是A市的大動作,也不是省裡的大動作,而是中央的大動作,但對許多A市人的影響特別大。第一件事讓曾是兵團戰士的返城知青們較失落,如同出家人還俗後那修行過的廟被拆了,心裡不是滋味。第二件事讓一些曾經造槍炮坦克的軍工企業找不到北,不曉得接下來該造什麼。國家限期要求他們自己到市場上去找飯吃,這就影響到了職工們的工資。他們曾是工人階級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來了,於是罵娘。

  共樂區十年裡沒什麼變化。有人數過,也就出現了四五幢新樓而己,最高六層,很普通的紅磚紅瓦一紅到底的路邊新樓。

  光字片更髒更有礙觀瞻了。這個區家家戶戶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市的懷抱時,年齡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歲了,有的還是拖家帶口回來的。原先的家住不下,只得在前門後院見縫插針地接著蓋——放眼望去,違章建築比比皆是。所建所築很難說得上是房屋,說是「窩」或「巢穴」更恰當,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夏天雨後或春天冰雪融化的季節,泥濘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見慣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六十六歲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葉歸根,終於又回到光字片了。領導們對他這位「大三線」的老建築工人始終厚愛,有意讓他的工齡延長了兩年,這樣他的工齡就可以達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領八九元工資。他對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儘管受到格外關照,每月也只不過五十二元退休工資。在當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資最高的人,比許多在職人員的工資還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餘年裡,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個家為端點,向中國那些偏遠的、經濟落後、崇山峻嶺甚多的省份「發射」,他一直遊弋於那些省份之間——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發射台。現在,這一顆「老衛星」耗盡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僅有標誌意義了。

  常常有人問他這個走南闖北過的人,哪個省份留給他的印象最好。

  他總說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兒去。

  他對A市表現出了別人難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後的頭一個月裡,他整天騎輛舊自行車到處逛,把全市的邊邊角角以及四周郊區都逛遍了。他逛得特過癮,體會卻只是一句話:「哪兒都沒變,哪兒都熟悉。」

  他對更加髒亂差的光字片一點兒也不嫌棄,因為見過太多比光字片還要髒亂差的情形。同樣的情形,是當年許多農村和城市的常態。

  四年裡,他這位從「大三線」退休的老建築工人,似乎把光字片當成了「小三線」,把自己家所在那條被違章建築搞成了鋸齒狀的小街當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讓自己的家看上去還有點兒家樣,理所當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點工程——他似乎要獨自承擔起改良的神聖使命。

  在春夏秋三季,人們經常見到他在抹牆,既抹自家的牆,也抹街坊鄰居家臨街的牆。他抹牆似乎有癮,四年抹薄了幾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選舉先進居民,他毫無爭議地當選了,區委副書記親自獎給他一把系著紅綢的抹板。他捨不得用,釘了個釘子掛在牆上。

  他依然是個重視榮譽的人。

  他的工具不僅是抹板,還有鐵鍁。人們也常見他修路,鏟鏟這兒的高,墊墊那兒的低,填填某處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門前的地方。

  見到他那麼做的人有過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麼大年紀的,常有勸他:「拉倒吧!一條小破街,弄不弄有什麼意思呢?下場雨又和稀泥了!」

  他卻說:「弄弄總歸好點兒,反正閑著也是閑著。」

  或說:「我往土裡摻了爐灰,再下雨不會那樣了。」

  龔維則每次見到他都會情不自禁地立正,敬禮。他已經當上了共樂派出所的所長。共樂區有多個派出所,共樂派出所僅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稱是共樂街派出所,有別于區的較大概念。共樂區委是正處級行政機關,派出所是正科級。

  這一年,中國機關單位的牌子上全部去掉了「革命」二字。市委全稱又改成「市委員會」,「革委」也都改成「黨委」。相應的,龔維則的職務是所長,他當上所長是水到渠成、眾望所歸。

  「文革」結束了,許多人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有些人光榮加身,或者不同尋常的資本加身了。受過「四人幫」的迫害成了一種廣受同情的資本,若還有不屈服的表現,就更擁有了廣受尊敬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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