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121)_梁曉聲

一二一

　　白笑川卻說：「實際上也沒什麼值得高興的。不算今天，還有五天過『十一』呢，再加上三天假，一頭一尾還不是被關了八九天嗎？就因為那麼點事兒，不勞局長大人打招呼那時也該放了。等於是送了個順水人情，還得咱們動員別人去為他們演出一場。」

　　邵敬文愣了愣，臉紅了，難堪地對白笑川說：「你看你白老師，怎麼可以當著徒弟的面這麼說話呢？這是沒趕上嚴打，算你徒弟那倆哥們兒走運，如果趕上嚴打，那還不慘了？再說咱們曲藝工作者能有機會慰勞一下公安幹警，也是咱們的榮幸啊！」

　　他的話說得沒錯，一些本市的曲藝界人士聽說要為兩個區的公安幹警演出，確實都甚覺榮幸，熱情高漲。平時幾乎沒有演出機會，誰敢私自表演那就是個事。分文沒收是個事，收錢了更是個事。一個個才藝生疏了，嘴皮子也不利落了，像兩地分居的恩愛夫妻盼著同床共枕的探親假那般，盼著有朝一日登臺演出。人人踴躍，臨陣磨槍，現上轎現紮耳朵眼兒，而政治「不乾淨」的同行對他們羡慕死了。

　　秉昆也參加了，又認識了些前輩。演出大受歡迎，兩區的局長政委還接見了他們，陪他們吃了頓待客的食堂飯，秉昆由此認識了些公安幹警，答應期期寄給他們《紅齒輪》。

　　一九七四年已經是「文革」第九個年頭了。在政治社會表像之下的民間，開始有種現象悄然復蘇，彌散，互相影響。形形色色的人，對於沒完沒了鬥來鬥去早已厭煩透頂。沒人敢說出這一真相，卻也很少再有人深信「與人鬥，其樂無窮」了。許多人開始對鬥爭哲學「陽奉陰違」，暗中奉行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好人哲學」。不是「老好人哲學」，而是儘量不整人，爭取不留惡名。一度燦爛奪目的金科玉律已失光澤，「鋼箍鐵咒」引起人們內心普遍的極度反感。好人悄然變多，壞人相對變少且更突顯他們的不可救藥。中國似乎已分化為表裡兩個社會，一個是表層的、虛假的政治社會，一個是開始反思反省、嚮往回歸常態的深層社會，醞釀著重大事變的發生。

　　「十一」假期，秉昆他們沒聚。國慶和趕超已轉到拘留所關押，吳倩和于虹心情自然不好，怎麼聚呢？假期一過，他倆出來了，沒瘦，似乎還胖了點兒。趕超說藍警服們後來對他倆還行，待遇上有別于小偷流氓。這一方面是局長打招呼和秉昆他們慰問演出起了作用，一方面是拘留所手下留情。

　　國慶還開玩笑，說他這個叫國慶的人，過了一次終生難忘的國慶。然而，於虹沒顏面再在單位待下去了，她交了一份辭職報告。單位換了一位領導，與她談了一次話，談得特別懇切。單位希望她同意說自己是被單位開除的，方便單位向上級彙報搪塞，也是為了應付那些繼續找碴的人。

　　領導都把話說到這種地步，吸取了教訓的於虹點頭同意了。單位挺仁義，多給她開了兩個月工資，並允許她帶走一批麥秸畫，反正那些麥秸畫已經成了翻版「黑畫」，只能堆在庫裡了。於虹也不客氣，借輛平板車全拉走了，哥們兒姐們兒家裡便都有了一幅，秉昆家得到了駱駝，他媽挺喜歡。每個得到的人都說好看，這使於虹頗覺欣慰。

　　但畢竟失業了，她和趕超都很發愁。

　　輪到春燕表現一把了，她找到趕超說：「當時我不許德寶跟你倆去理論，你倆罵我是陸謙。就因為你倆那一罵，我借了本《水滸傳》看，批宋江那會兒我都不看！現在，事實證明你倆並沒有理論出什麼好結果。如果當時德寶跟你倆去了，還不落個同樣下場嗎？那我能不受牽連嗎？如果我也受牽連了，如今指望誰幫於虹呢？要我說，你倆是不懂政治！那事都和政治攪一塊兒了，是你倆能理論出個理的嗎？」

　　春燕師傅去世了，她不僅是本市第一名女修腳師，直至一九七四年仍是本市唯一一名女修腳師。由於那位曾是「人民大浴池」金字招牌的師傅去世，作為唯一的女弟子，她也被視為浴池的絕版人物了。又由於她是標兵，其榮譽也是單位榮譽，她在單位就有了點兒特權，比如約見單位領導比較容易，也可以招收徒弟了。如果能以老資格女修腳師的名氣，再為單位帶出一名女修腳師，單位甚至同意她自己挑選合適的徒弟。

　　憑了此種特權，于虹順利地成了春燕的第一名修腳師女弟子。自己的姐們兒成了自己的徒弟，這是她高興的事。姐們兒加上師徒，關係更加牢不可破，親密無間。單位寄託於她的希望實現了，也很高興。不那麼高興的只有於虹，由藝術工作者而變成了女修腳師，她無論如何高興不起來。不高興也沒法子，失業的滋味兒太不好受了。

　　趕超則對春燕分外感恩，不再視她為陸謙，而稱她為「及時雨」宋江了。

　　轉眼到了十一月份。幾場雪後，就到了一九七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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