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44)_梁曉聲

四四

　　曹德寶反對道：「我先表態的，她用不著兩個助手！」

　　趕超識時務地說：「他倆都在爭了，那我就棄權，但小二可得由我來當，我願替她端盤子。」

　　只有國慶和秉昆一樣，默默看著，聽著，哂笑著。秉昆察言觀色，感覺如果沒有吳倩坐在國慶身邊的話，國慶也會跟著另外三個「心懷叵測」地起哄。秉昆明白，春燕將自己捯飭得那麼吸引別人眼球，純粹是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誘惑。秉昆雖然對她有流水無情般坐懷不亂的定力，朋友們卻一個個難以自持，心猿意馬了——想到這裡，他不禁暗覺好笑。轉而又一想，他們和自己一樣，都是共樂區底層人家的兒子，還都是木材加工廠的苦力青工，是醬油廠似乎每個毛孔都散發著醬渣子味兒的低等勞動者。除了畫上、電影裡和舞臺上的美女，他們幾乎再就沒見過什麼現實中的美女，猛一見精心捯飭成那樣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現實中見著了《聊齋》裡才有的狐仙鬼魅唄！何況，她也在使盡渾身解數賣弄風情取悅他們呢！這麼一想，他倒有點兒憐憫朋友們了，暗想只要大家玩得開心，不出格，自己便要笑陪始終。

　　曹德寶將他扯到一旁，以極小的聲音問：「你幹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關係？」

　　秉昆未解其意，反問：「你究竟什麼意思啊？」

　　曹德寶朝國慶和「表妹」擺擺下巴，秉昆這才明白，也以極小的聲音說：「她還沒主呢。」

　　「多謝指點。」曹德寶狡黠一笑，拍拍他肩，自信滿滿地走向外屋去了。

　　秉昆說罷最後那話，站在原地愣了一會兒，有點兒自責，卻又認為自己說的是事實，總不能說「她是我的吧」？她明明不是「自己的」，怎可那麼霸道地說呢？於是釋然了。

　　呂川招呼秉昆過去與他下棋，趕超也要與秉昆殺一盤。呂川倒可愛，替秉昆與趕超擺好棋，自己陪國慶和吳倩「爭上游」。

　　趕超一邊與秉昆下棋，一邊小聲問：「看出國慶有心事沒有？」

　　秉昆說看出來了，但不知為什麼。

　　趕超更小聲地說：「因為吳倩。」

　　秉昆朝吳倩瞥一眼，困惑地問：「她怎麼了？」

　　趕超說，吳倩的下巴和上唇兩邊是刮過的，因為幾天不刮就會長出鬍子來，不算密，稀稀疏疏的，卻還長得挺黑挺快。國慶陪吳倩去醫院求治過，西醫也確診是病，告訴他們叫「激素紊亂症」，說西醫沒什麼藥到病除的辦法，建議去看中醫。吳倩服了多服中藥，沒有效果，所以國慶鬧心，吳倩苦惱。國慶幾次產生與吳倩分手的念頭，又怕吳倩經不起那種感情打擊，瘋了或輕生，只得啞巴吃黃連，有苦在心裡。

　　趕超問：「你說國慶可怎麼辦呢？」

　　秉昆同情地說：「是啊，可怎麼辦呢？」

　　趕超替國慶輕輕歎息。

　　秉昆陪著歎息，他就聯想到了《怎麼辦？》——有種茅塞頓開的感覺，恍然大悟到也許對於大多數普通人，所謂人生，原本便是一個怎麼辦接著一個怎麼辦的無休止的過程。正如自己和朋友們都不知拿各自目前的處境怎麼辦好，也不能排憂解難地互相啟發怎麼辦好，更不知長此以往今後該怎麼辦……

　　與秉昆母親相比，春燕可以說是廚間快手，大約半小時後，第一道菜已由她親自送到桌上來了。大家都有點兒餓，棋也不下了，撲克也不玩了，爭著洗手，抓筷子，連趕超也忘了自己曾說願當小二了。秉昆將盛滿啤酒的塑料桶從外屋拎到裡屋，往一隻只碗裡倒入啤酒後，一大盆土豆燉肉轉眼已少了一半。於是碗碗相撞，個個大快朵頤。正所謂大碗飲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涼，屋裡微熱，一碗酒後，眾人皆大呼：「爽！爽！」

　　接下來，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寶很快輪番擺上了桌。待春燕和曹德寶也落座後，大家一個個還是只顧悶頭吃著喝著，誰的嘴都沒工夫說話。

　　春燕抗議道：「你們都是啞巴俱樂部的人呀？我和助手忙活了半天，出於起碼的禮貌也得給句評語吧？」

　　大家這才一個個口齒不清地說「好，好」，都將自己的胃填到了半飽後，這才收斂了一開始那種淩厲的戰鬥力，你放下碗我拿起筷子慢吃慢飲，打開了各自的話匣子。

　　除個別人，他們這樣一些底層人家的青年聚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聊政治的，即便有人想將話題引往政治方面，通常也沒人響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也是如此。哪一個同齡人如果太關心政治，朋友肯定是不多的。可能惹出不必要的麻煩倒還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感興趣。「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一條語錄，他們也能一張嘴就說出來，但那純粹是一種條件反射，不過腦子的，好比一聽到口號如雷就習慣於本能地舉起手臂那樣。

　　關心政治是他們的哥哥姐姐們，亦即「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們的專利。那時他們還都是「紅小兵」，並沒輪上過轟轟烈烈地造什麼反的機會，只不過將哥哥姐姐們的「革命行動」當成一場場街頭或廣場上演的大戲來看而已。等他們也到了哥哥姐姐們的年齡，哥哥姐姐們卻都「上山下鄉」，成了「知青」。雖然他們僅比哥哥姐姐們小四五歲或兩三歲，但與哥哥姐姐們很是不同。遠離城市的哥哥姐姐們也等於遠離了三六九等的城市生活，他們卻仍都生活在那種分明存在的差別之中。有些差別不僅無法超越，而且根本沒什麼道理可講。沒有人與他們玩什麼平等的遊戲，哥哥姐姐們的造反並沒有成功地為城市或為他們自己反出什麼平等的遺產。所以，如果他們中誰的哥哥姐姐當初是響噹噹的造反派，而且下鄉了並沒給自己給家裡帶來任何實際好處的話，那麼他們內心裡就對哥哥姐姐們當初的「革命行動」頗不以為然，還會私下裡極不敬地嘲諷為二杆子冒傻氣。

　　後來長大了的他們，特別是參加工作以後的他們，逐漸瞭解社會是怎麼回事了，於是很快搞明白了一個道理——參與政治運動應該首先有點兒政治頭腦。他們心裡又都清楚，姐姐們中幾乎沒有一個，哥哥們中有也不多，幾乎百分之百的哥哥姐姐們只不過跟著大形勢瞎起哄兩年罷了。何況，對於政治，他們也真的沒什麼自己的話非講不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東風繼續壓倒西風，東風越來越猛，西風越來越弱」，「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報紙上廣播裡天天這麼講，老百姓還剩下什麼更樂觀的話可說呢？非說相反的話，那不是反動嗎？從本質上說，他們恰恰是在大家空前地變成「政治動物」之時，悄然且又速成的政治冷感動物。

　　以為若不聊政治，朋友們聚在一起的話題空間會很寬泛，則就大錯特錯了——藝術、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他們都聊不來，那不可能是他們的知識長項。但若據此以為他們朋友間便沒了什麼可聊的話題，那也是大錯特錯。實際上，他們中許許多多人仿佛具有一種天生的非凡能力，即使在一支鉛筆那麼細的話題範圍內，也能聊起興致，聊出感情的火花；特別是在守著一桌子菜，喝得半醉未醉的狀態下。僅就此點而言，他們像極了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父母湊在一起，如果越聊越投緣的話，往往就會聊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還意猶未盡。他們也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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