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9)_梁曉聲

九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義「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學生，他本是要考大學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來，他的大學夢成泡影了。「上山下鄉」前，他是「逍遙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閱禁書，就是與自己的同班同學郝冬梅戀愛。郝冬梅的父親曾是副省長，「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類」子女是哪一派紅衛兵組織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願死乞白賴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遙派」。「逍遙派」是造反派們對自行邊緣化的一類人的嘲諷之謂，其實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工作，他們的心理狀態並不「逍遙」。比之於狂熱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閒愁。造反畢竟是一樁可以讓青年人暫時忘憂的似乎特有意義的事，連這樣的事也不積極，當然就得自己解決煩惱問題囉！

　　周秉義與郝冬梅這對戀人，抵抗煩惱與閒愁的辦法，只有讀禁書和戀愛，那簡直也可以說是他倆的絕招、法寶。除了毛澤東和魯迅的書，其他書籍在中國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時代都有些不怎麼怕事的人，周秉義和郝冬梅便總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讀過的書來讀。有時還在周家拉上窗簾一個讀，一個聽；還討論，甚至爭論。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曉光，是他倆地下讀書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他倆便破釜沉舟地報了名，第一批離開了城市。遺憾的是，郝冬梅由於父親的問題去不了兵團，只得去農場，好在她去的農場離周秉義分到的兵團不遠。對於大兒子的走以及與「走資派」女兒的戀愛，周母持順其自然的達觀態度。周秉義成為兵團知青的第二年，調到師部宣傳股當上了宣傳幹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學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點中學，周蓉與周秉義都曾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且都有文藝細胞。周秉義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園詩人，「文革」前已有幾首詩發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兒，以學生演唱者的身份參加過A市舉辦的音樂會。她的追求者蔡曉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頭頭，其父是省軍管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省革委會成立後，他服從上級安排，脫下軍裝，在省商業廳當了一把手。不過周蓉與蔡曉光的關係不像哥哥與郝冬梅的關係那麼明確，似乎是蔡曉光剃頭挑子一頭熱。周蓉甚至不承認他倆是戀愛關係，多次對家人強調僅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關係。

　　周母卻希望女兒與蔡曉光是明確的對象關係，在當年那意味著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關係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護，當年卻是民間「道德法庭」最喜歡保護的關係。那種保護的義務感和熱忱，往往高於對街道衛生的保護。

　　周母不止一次對女兒苦口婆心地說：「蓉啊，如果連小蔡這樣的對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麼樣的呢？他除了個子比你稍矮點兒，依媽的眼光看，別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種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門檻低，媽覺得單憑這一點，就是人家孩子難能可貴之處……」

　　周蓉總是笑盈盈地應付道：「媽，我的個人問題，你就別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則說：「你哥與冬梅，人家兩個好成一個人似的，已經是板上釘釘的關係了，釘透了還又砸了個彎的關係，媽有什麼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讓媽操心不行，媽是怕你錯失了良緣！」

　　周蓉聽煩了，就會反駁道：「媽，第一點，你一定要明白，我與他蔡曉光根本不是什麼對象關係！我已經在家裡聲明過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過是朋友關係！而且是一般的朋友關係！第二點，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門檻怎麼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

　　周母也會光火起來，指著門說：「你看你看，咱家的門檻高嗎？」

　　周蓉看一眼門那兒，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親，摟著母親半撒嬌半認真地說：「媽，我沒嫌小蔡的個子比我矮，我承認他對我特好，人也不錯。可全市又不是只有他一個未婚青年，不能說什麼錯失不錯失良緣的。媽，我不急著像我哥似的將個人問題定下來，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別再絮叨，多給我點兒考慮的時間啊！」

　　女兒一撒嬌，當媽的沒咒念了。別看周蓉一向文文靜靜，其實是有拗脾氣的，當媽的也有幾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兒犯了脾氣。母女倆如上內容的談話從無結果。

　　蔡曉光經常來周家，與周蓉、郝冬梅一起聽周秉義讀《戰爭與和平》《德伯家的苔絲》《紅與黑》等名著。他雖是技校造反派頭頭，卻並不每每擺出唯我獨革的嘴臉，起碼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從沒那樣過。相反，他表現得特別有禮貌，有教養，文質彬彬。周秉義與冬梅討論時，他也不見外地坦率發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觀點，連周秉義與冬梅也常常一致贊同。

　　比如，他認為《戰爭與和平》，其實更應理解為一部反映戰爭與人的關係的文學著作。它不僅描寫到了沙皇、拿破崙這樣的君主和庫圖佐夫等兩國元帥、將領，還描寫到了安德烈、皮埃爾等俄國貴族，並為戰爭大背景之下的俄國貴族女性刻畫出了難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還用如椽大筆描寫了雙方軍隊的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特別是被佔領國俄國的市民農民甚至農奴的命運和心理感受——它是托爾斯泰筆下人物最多的小說，幾乎描寫到了戰爭背景之下的俄國各階層人物。如果沒有這樣一部史詩性的小說，托爾斯泰當不起「俄國的一面鏡子」，估計列寧也不會以那樣的比喻評價他。

　　那一日，蔡曉光說罷他的看法後，周家的三個兒女一時都低著頭默不作聲。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沒讀過幾部外國小說，也就沒什麼個人觀點可言，只有默不作聲的份兒。但他極喜歡聽哥哥們的討論，覺得比聽年長於自己的人聊閑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運的，也明白自己是幸運的，所以將那種幸運的時光當成幸福的時光來享受。

　　周秉義沉默片刻，用小指撓撓腮，抬頭看著郝冬梅問：「你認為呢？」

　　郝冬梅想了想說：「曉光的看法不無道理。在俄語中，『和平』一詞的詞根不是『社會』嗎？那麼《戰爭與和平》也可以理解為戰爭與社會、戰爭與人。」

　　蔡曉光又說：「我還認為，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受《戰爭與和平》的影響很大，也可以理解為反映革命與人的小說。它的主人公不是徹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挾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別是他後來寫出了《一個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對革命與人這一主題意猶未盡的補白式的創作。」

　　周秉義聽完他的第二番話，沒再低下頭去，而是繼續微眯雙眼注視著他，直接問道：「你對葛利高裡這個人物究竟怎麼看？」

　　他立刻回答：「一個身不由己而又不甘於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頭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頭來，她先看一眼蔡曉光，見他起身離開屋子，到外邊去了，便將目光望向秉義，微微搖頭。

　　秉義說：「好，不問他什麼了。但我承認，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說：「他也挺喜歡看書的，這倒是一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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