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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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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兩天,同志們就發現不對勁兒了,因為「代表」們不分白天晚上,經常男女成對地反鎖了房門鬼混。「虎」們和「鷹」們之間的性關係是混亂的,簡直可以說混亂不堪。性事是他們與她們之間保持親密關係的紐帶,也是頂級享樂。男女雙方不但認可那種混亂的性關係,還特別看好那種混亂的性關係,覺得有利於增強團結。他們從不會因為性事反目,一致的態度是那根本不值得。不論「虎」們還是「鷹」們,都根本不擔心性事後果。當年避孕套不是一般人所能搞得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見過避孕藥是怎樣的一種藥。他們不缺那些東西,到藥店裡去「取」避孕套對於他們易如囊中取物。當年避孕藥是特供給十三級(包括十三級)以上高幹的,起碼在A市是這樣。「鷹」中有兩三個竟是那等級別的幹部的女兒,她們知道在高幹人家那種藥一般放在哪兒。有一次「虎」「鷹」聯手不但偷光了那種藥,還將預先準備好的類似藥片放入原瓶,而原瓶該放在哪兒仍放在哪兒…… 市公安局接到縣招待所的報告,於一個深夜將「九虎十三鷹」一網打盡。那在當年的A市也算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了。不久按照階級成分政策區別對待,該嚴判的嚴判,該從輕發落的從輕發落。 塗志強是被判得最輕的。因為他是有家可歸的小青年,陷得並不深。母親在他幾歲時病故了,他由父親拉扯大,其父是木材加工廠電鋸車間的老鋸手。該廠在另一個區,他父親得跨區上班,五十多歲了,終日來回奔波,身體不支。他上中學後,父親就經常住在廠裡,往往星期日才回家一次。他是獨子,既失母愛,亦少父愛,形成了孤僻內向、寡言少語的性格。按政策,獨子是可以留城的,父親卻巴不得他也早一天「上山下鄉」去,因為那老工人想續老伴。兒子走了,自己的願望更易於實現。既然家長巴不得兒子早日「上山下鄉」去,街道幹部們當然便將塗志強視為賴在城市裡的壞典型囉。他猜准了父親的打算,不禁滿腹怨惱,父子由此形同路人。 但這世上最對得起他的,其實還是父親。塗志強成了罪犯沒幾天,父親死在廠裡了。他是在電鋸破碎飛起之際為了保護工友而死的,被追認為烈士,市報發表了號召人們學習的長篇報道。廠裡的幹部職工聯名給市里寫信,要求批准保釋。也有不少市民給有關方面寫信,表達同樣的心願。 結果,塗志強僅被勞教了三個月,之後居然得以接他父親的班,成了木材加工廠的一名青年工人。他還免了學徒期,直接掙一級工的工資。 這不就是壞事變好事了嗎? 孰料他又成了殺人犯,即將被槍斃了! 沒誰知道他為什麼殺人,公安局也沒審出較複雜的原因。 他反復所說的口供僅以下幾句:「我喝醉了,他也喝醉了。他先罵我,我們打了起來。他掏出了刀,我奪過了刀。一命抵一命,我償命好了。」 他那英雄父親的光榮事蹟以及他的「紅五類」出身加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免於一死了,何況他有前科。 但他成為殺人犯是另有原因的,他沒如實交代。 在當年的A市,並非每次處決死刑犯都必遊街示眾。一次處決七名之多時,則照例要遊街示眾,以顯示威懾力。罪犯屬哪一區哪一單位,那一區那一單位便有義務出動一些人,配合著沿途呼喊口號,維持行刑現場的秩序。一次處決七名死刑犯,不但沿途隨觀的人多,行刑現場那兒,也早有成百上千的人等著看了。 監獄的鐵門外已圍著不少人。他們可不是被組織到那兒去的,而是些本市最愛看那種特殊場面的人。基本上每人一輛自行車,沒騎自行車的人,也是別人用自行車載來的。他們將騎行於載死刑犯的卡車兩側,一直跟到行刑現場,為的是看得自始至終,沒錯過任何細節。 當死刑犯們走出鐵門,依次上卡車時,有一名公安幹部攔住了塗志強,轉身對同事說:「該講的人道主義還得講,找頂帽子給他戴上。」 那種情況之下,臨時很難找到一頂帽子。被吩咐找頂帽子的公安人員愣了愣,居然從自己頭上取下了警帽。 發話的公安幹部火了:「胡鬧!他怎麼可以戴你的警帽?」 是下級的公安人員趕緊往下取警帽上的紅星。 大小是個官的公安幹部更火了:「那也不行!早幹什麼來著?我不說就等於你們沒看見嗎?他戴過了你還怎麼戴?再說你就不冷嗎?」 昨天下了一場大雪。正是數九寒天的日子,用東北人的話,雪後的那一天冷得嘎嘎的,啐唾成冰。 「等我回來再發車!」——大小是個官的公安幹部轉身欲走。 圍觀者中忽然有人說:「我的帽子可以嗎?」 那公安幹部循聲望去,見是個臉小個子也小的三十來歲的男人,已用長圍巾上下包住了耳朵護住了臉頰,手托的是頂嶄新的羊剪絨的皮帽,A市人叫那種帽子為「坦克帽」。 公安人員毫無表情地問:「捨得?」 小個子男人點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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