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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識日本人(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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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一次也沒給他回過信，一次也沒給他寄過賀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賀卡。以為不過是日本人的禮節。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們在我心中就漸漸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種禮節，對這種禮節的顧全態度，在我們中國人之間也是不多見的。何況我已經不將那些賀卡僅僅當成禮節，而開始視為真摯的友情了。真摯的反意詞是虛偽。人不太可能將一種虛偽延長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國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對他無所求一樣，他對我也是無所求的。生活在兩個國家裡的互無所求的男人，這一種友情是值得珍視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視了，我也要像他一樣珍視起來。今年我一定要買最美的賀卡寄給他。並寫上對他和對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達夫先生 我結識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學的彬本達夫教授，名副其實的正教授，不是那個冒牌的「梁曉聲」所自我吹噓的什麼正教授。彬本達夫先生還是早稻田大學近當代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他譯過我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親》、《母親》、《黑鈕扣》，皆發表在《當代中國文學季刊》上。我們的交往當然是從他譯我的小說開始的。而我見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來北京參加「老舍作品國際研討會」。 「我是中國方面正式邀請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電話裡這麼對我說，語調中充滿著自豪感。我請他到家裡來做客，他愉快地答應了。 他來那一天我在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門口迎候他，卻沒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車來的。那一天極熱，太陽很毒。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車，在太陽的暴曬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鐘。 我見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歲，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五六歲，四十八九歲的樣子。穿一件白色的綢質的拉鍊衫。襟懷敞開著，內裡是圓領背心，肩挎一個旅行兜。就是被我們中國人叫作「馬糞兜」的那一種。手裡攥著手絹兒，一邊匆匆走一邊不停擦汗。他使我聯想到一位從外地，從南方某地到北京開會的語文教師，他的衣著也隨便得不能再隨便。 完全是憑著一種直覺，我認定了從遠處匆匆走來的他便是彬本達夫先生，於是迎上去…… 「你怎麼會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沒見過我的照片啊？難道我這樣子還不像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男人麼？」 他「友邦驚詫」了。 我笑了，說：「別人告訴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趕時間一樣急急忙忙的。」 他也笑了，連說：「對對。」──低頭看了一眼手錶：「還好，比我們約定的時間提前三分鐘。」聽他那口吻，仿佛如果遲了三分鐘，就必促成什麼大錯似的。 我奇怪地問他為什麼不乘出租車？ 他說：「在中國，我當然更喜歡像普通的中國人似的擠公共汽車。那種感覺對我很重要，機不可失。」 和我一起走著，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點兒跟不上他的步子。 我說：「我家不遠。」 他歉意地說：「那麼我是應該走得慢一點兒。」 然而我發現他似乎不會慢走。或者太不習慣於慢走。上身微微向後傾，仿佛企圖牽制住一條我所看不見的大狗，而它帶著股蠻勁兒企圖掙脫了往前沖。 當時諶容大姐正坐在我家裡。她那一日為了什麼事兒到北影，順便來我家坐坐。 走進我們童影宿舍樓的院子，我才告訴彬本先生家中還有另一位客人。 「是麼？」──他的腳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斷然地說：「如果你覺得同時接待兩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話，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對面的土崗就是元大都的城牆遺址吧？那麼我先去吊古。體會體會中國古詩中『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的襟懷也不虛此行……」 我說：「沒什麼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國著名的女作家，以你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 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諶容大姐。 「能見到她我太高興了！我讀過她許多作品！」 我說：「她也很高興見到你啊，否則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裡了。」 我和彬本先生和諶容大姐互談了一個多小時。彬本先生頻頻為我們拍照，我也頻頻為他和諶容大姐拍照。 他因還有事先告辭了。我陪諶容大姐又聊了半個多小時。送她走至路口，卻又迎頭碰見了彬本先生。我以為他將相機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對諶容大姐說：「真對不起，我竟將您的扇子帶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車才發現手中的扇子……」 諶客大姐愣了愣說：「不是我的扇子，是曉聲家的……」 那是一把舊紙扇。已破了多處。飛機上贈給乘客的。 我望著他滿頭大汗的樣子，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嗨，為這麼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沒人撿！……」 諶容大姐幾步快走到路邊，招手替彬木先生攔住了一輛出租車。 望著出租車載彬本先生駛遠，諶容大姐自言自語：「這就叫『生活細節』啊！彬本達夫，我以後會記住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著我又說，「咱們都可以和這個日本人交朋友。他再來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請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諶容大姐的交往原則一向太過嚴謹。彬本先生顯然給她留下了極良好的印象。 於是我說：「我交往的人嘛，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質量是肯定沒問題的。」 彬本先生再沒來過中國。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樣，年年寄賀卡繪我。今年五月，他在執教之余，譯畢我的小說《黑鈕扣》，依然發表在《中國當代小說季刊》。它是他和幾位熱愛中國文學的同仁們自費創辦的，談不上什麼經濟效益。他們沒稿酬可言。有時還要自己掏腰包補貼印刷費。所以，儘管他已經譯了我十余萬字的作品，我卻從未向他討過原著費。至今我僅收到過十五美元，還是他主動寄來的…… 日本窮人家的女兒 我見過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輕女性。當年外語學院的留學生。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她也沒有名片留給我。彼此沒什麼友情基礎，故只能算是見過。 但她印在我記憶中的印象卻是較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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