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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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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琪從藤野說話的表情、語調,立刻就將他那時刻的心理分析得八九不離十了。雖然還猜不到他率領十幾名鬼子前來的目的,但估計不是兇殘的目的,於是一顆七上八下的心完全鎮定了下來。他用日語告訴藤野,這些孩子們就是他的學生,他剛才在教他們唱中國古代一位偉大詩人的詩詞,他在日本東京大學求學時,協助自己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用日語翻譯過那位叫李白的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詩詞。而那一部詩集在日本甫一問世,不久便成了日本上流社會人士爭相閱讀和保存的詩集。藤野出身於日本草根階級,家族中幾代先人都是貧窮的農民,直到父親那一代才奮鬥成了日本小城裡的底層人家。故他自幼懷有深深的出身卑微的沮喪,對日本上流社會也懷有又嫉妒又敬畏的複雜心理。那日在炮樓裡的近距離接觸和日語交談,使王文琪從心理上瞭解了他這一名日軍軍曹。 藤野幾乎是彬彬有禮地請王文琪讓孩子們唱一首聽聽。王文琪又看出來了,藤野彬彬有禮的假面背後是狡詐,對方並不怎麼相信自己的話。也許對方也在猜,說不定他剛才正在教孩子們唱抗日的歌。如果孩子們不會唱什麼李白的歌,那就有了翻臉的理由。大出藤野所料的是,王文琪比他更加彬彬有禮地問,尊敬的太君,您是想聽我的學生們用我們中國話唱呢,還是用日本話唱呢。 藤野聽王文琪說前半句話時,頓時將臉一板。中國人口中說出「我們中國話」五個字,他認為是足以使他抓住了隨之大翻其臉的理由。你認為你這個「支那人」替我駐紮的炮樓改過煙道,替我這名大日本皇軍的軍官按摩過肩腿,還幫我們燉過一鍋小豬肉,告訴過我們做高粱米飯放堿才好吃、才胃不泛酸水比較容易消化,你就可以自認為你不是「支那人」而是「中國人」,你們「支那人」的話不是「支那語」而是什麼「中國話」了嗎?你頭腦之中有著如此頑固的中國意識,你簡直就該「死啦死啦」的!但聽完了王文琪的後半句話,臉上板起來的肌肉一下子鬆弛了。 「你的,教他們,日語的唱歌?」——藤野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王文琪說是啊太君,我們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詩詞,用日本話唱那也非常好聽啊! 藤野微微眯起雙眼注視他片刻,又問你為什麼用日語教你的學生們唱。 王文琪特真誠地說,我在日本一流高等學府求學八九年,我關於日本這個國家歷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識,全都是我的老師們用日語傳授給我的啊!日語是我的第二語言啊,我對日語的感情像我對國語的感情一樣深啊!他鎮定著並且審時度勢著,謹慎著,這一次不再說「我們中國話」而說「國語」。 藤野臉上的肌肉不但鬆弛,而且重又呈現出彬彬有禮的表情了。他請王文琪快讓孩子們唱來聽。 近日,王文琪確確實實是用日語教他的學生們唱過中國古代詩詞歌的,甚至還用日語教他們唱會了幾首日本民歌。否則,他又怎敢那麼問藤野呢?他用日語教孩子們唱歌這一件事,遭到過全村包括韓大娘在內的所有人的反對。韓大娘說:文琪啊,你不但往炮樓裡給日偽軍送好吃的,這麼樣那麼樣地討好他們,巴結他們,還要教咱們的孩子用日本話唱歌,甚至還要教咱們的孩子用日本話唱日本歌,你是想要把咱們韓王村變成一個親日村啊?王文琪說對啊大娘,我正是這麼想的啊。當然不是真的親他們,他們是禽獸兵,對咱們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但當前呢,他們強勢,咱們弱勢,裝出親他們的樣子,可以起到麻痹他們的作用,對於保存自己是一種好策略。如果咱們的孩子會用日本話唱日本歌了,在特殊的情況之下一唱,或許就會使咱們的孩子逃過刀砍槍殺之難的。為了進一步說服大家,他還給大家講越王滅吳的中國歷史事件。也講「四面楚歌」的典故。儘管鄉親們理解了他的動機是良好的,但感情上仍那麼難以接受。韓成貴就親自去找了一次羅隊長,將他的想法向羅隊長彙報了。 羅隊長聽後,沉吟良久,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主。羅隊長說,凡是咱們也同意了的事,王文琪那麼做了,就不僅是他一個人所做的事了,而是代表著全村鄉親們的一種做法了,也是代表著我們這些中國共產黨黨員和抗日的堅定分子的做法了。他前邊的做法,是在身陷虎穴的情況之下做的。已經那麼做了,情有可諒,我們應予理解。他後來主動往炮樓裡送東西,是咱們同意了的,那就實際上是代表著咱們的做法了。不管到了什麼時候,面對什麼樣的人物不解的質問和指責,咱們都得如實承認,也都得把指責替他擔過來。但他現在要做的,老實說,究竟是對是錯,對幾分、錯幾分,對能壓過錯去,還是錯必定壓過了對,老實說,連我也難下結論了。告訴他先不要用日本話教孩子們唱歌,咱們明明做不了主的事不能瞎做主,得請示請示上級。羅隊長遂請示了上級中共地委。地委也做不了主,又往省委請示。一級一級逐級請示,說明哪一級都認為王文琪的想法並不是毫無道理,也說明哪一級都挺重視。 不久,不知省委哪一位領導反饋回來一項指示,大意是說既然王文琪這個人是可靠的,那麼他的出發點當然是良好的。而既然出發點是良好的,又何必非要堅決反對?指示還認為,在韓王村所在的地區,即使有二三個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親日的村子也不要緊,沒什麼可怕的。只要內心裡有愛國情懷,有對日寇的仇恨,有堅決抗戰到底的心志,表面怎麼樣只不過是表面嘛。抗日鬥爭日益殘酷,在離一座被日軍佔領的縣城近的地方,在炮樓林立的地方,幾乎可以說是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的地方,如果有那麼兩三個村子被敵人認為是親日村,而實際上又是愛國村的村子,對我們也是有利的。比如有利於掩護我們的情報聯絡員,有利於我們的傷病員能在距縣城近的地方療傷養病。甚至也有可能使敵人產生幻想,以為這一地區的中國人已經被徹底征服了,抗日意志已經被徹底瓦解了。果而如此,我們的抗日力量不是正可以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凝聚和壯大嗎? 上級畢竟是上級,站得高,看得遠。有了上級高瞻遠矚的指示,大人們便一一打消了可能被疑為漢奸的顧慮。大人們思想通了,認識統一了,孩子們的思想卻一時難通,王文琪這位鄉村孩子王,又做了大量耐心的思想工作,孩子們才也終於與他統一了認識。統一認識歸統一認識,平日裡他所教唱的當然還是以抗戰歌曲為主。至於日語歌曲,孩子們也不過就學會了唱幾首而已。本就是出於自我保全之目的,王文琪適可而止。 這會兒,在藤野的「要求」下,王文琪命孩子們站成兩排,指揮著用日語唱了一首李白的《靜夜思》。而藤野和鬼子們站在孩子們對面,看著,聽著,皆不動聲色。 孩子們唱罷,藤野微閉雙眼未做反應。 王文琪賠著小心問:「太君,您還想聽嗎?」 藤野點頭。 於是王文琪又指揮孩子們唱起《兵車行》來。先用我們中國話唱,之後用日語唱。比之於李白的《靜夜思》,杜甫的《兵車行》字數長出十餘倍,那區別簡直可以說是小品文與中篇小說之區別。而且杜甫的《兵車行》氣勢恢宏,場面廣闊,意境雄壯慘烈,具有史詩性,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些人,也不論是大人還是孩子,只要明白所唱的內容,想毫無感情地唱都是不可能的。孩子們當然是明白內容的,因為王文琪教唱時講過的啊。既明白,又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鬼子對中國的野蠻侵略給家園造成的破壞,給自己和親人們造成的苦難,亦悲亦憤,唱得便情緒飽滿。將中國的古典詩詞當作歌用日語唱起來,非是一件簡單之事,那得先將詩詞用日語精彩地進行翻譯。意譯不行,那唱起來不好聽。須翻譯得合轍押韻,恰到好處地斷出旋律感。而且,原詩又不曾被譜過曲,得王文琪自己來譜。翻譯成日語,對王文琪不是太難的事。 在文學語言的中譯日或日譯中方面,他具有堪稱一流的水平。他是才子型的人,文藝愛好廣泛,不但自幼喜歡過繪畫、書法,也尤喜歡寫作詩詞駢賦。在日本,他也確實曾以善於俳句而受到老師的青睞。至於譜曲,對他更是興趣頗大之事。起初他將《兵車行》譯成日文,並譜曲之時,不過是當成一件屈辱而又應該做的事來做的。譯和譜的過程中,自我要求越來越高,反復地改,反復地教唱,一邊教唱還一邊改,結果就逐漸地當成一次創作來進行了,當成是作品來完成了。可以這麼說,當年他用日語譯成譜就的那一首《兵車行》歌曲,若今日在北京的音樂堂排練了公演,有一二百男女歌者分了聲部來幾重唱,並有交響樂團伴奏,再打出巨大屏幕的投影背景,不被視為史詩性演出才怪了呢! 但在當年,在他家頹敗的老宅的一處場地上,由十幾名鄉村孩子們來唱,自然是唱不出那種迴腸盪氣的效果的。 不過,因為孩子們唱得特別投入,藤野們還是聽呆了。也可以說,是被「震撼」了。孩子們用中國話唱時,藤野們只不過無動於衷地看著聽著而已。當孩子們開始用日語唱時,藤野們的表情漸漸由漠然而莊嚴而肅然了,又漸漸由莊然肅然而愀然而愴然而接近著淒然了。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孩子們剛剛唱罷這兩句,藤野戴白手套的右手突然舉起,手掌豎得筆直,緊接著橫向一滑,仿佛擦一面無形的鏡子。那手勢表示的意思是明白而堅決的——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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