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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韓成貴說:「藤野他是個惡魔,我當然不能說半句衝撞他的話。那不是火上澆油也成心找死嗎?咱們全村人的死活還不全憑他一句話?我得對大家的性命負責,所以那也得可憐兮兮地求他饒了柱兒。如果他喝我跪下,我也得乖乖跪下,不跪行嗎?如果他讓我替他擦靴子,那我也得乖乖地替他擦靴子。如果我都那樣了他還不饒柱兒,那我只得說,我願用我的命換柱兒的命,燒死我吧!」

  他說得悲壯,一時眼淚汪汪的了。

  韓大娘說:「行了。你的話解開我心裡的疙瘩了,我信,成貴,你心裡以後也不許存什麼疙瘩,啊。」

  韓成貴剛點一下頭,韓柱兒卻大聲道:「我寧肯被活活燒死,也不願被人像王文琪那麼下賤地救了條命!我心裡還存著疙瘩解不開呢!哪天把小日本從咱們中國的地面上徹底趕跑,咱中國人說起抗日時期的事,有無數不怕死的是英雄的中國人,值得稱頌,我聽著臉往哪兒擱?還不如乾脆被燒死算了!」

  韓成貴指著他大吼:「我揍你!撿了一條命不知慶倖,這會兒還說不識好歹的話!想當英雄,那也得看當得值不值!」

  韓柱兒據理力爭地說:「怎麼叫值?怎麼又叫不值?給中國人做出個不怕死的榜樣,我認為就值!」

  韓大娘也指著孫子教訓:「你被活活燒死了,那奶奶還活得成嗎?你老老實實閉上嘴,不許再說話!還說些渾話,別怪我真叫你舅爺揍你!」

  其他男人們也都批評韓柱兒的話不在理。也都認為他沒被活活燒死確實是萬幸,是萬幸那首先就應該謝天謝地。

  韓大娘不坐著了,站起來,邁著雙小腳緩緩走到孫子那兒,向孫子俯身又說:「柱兒,你看著我。」

  韓柱兒有些不情願,彆彆扭扭的,最終還是不得不看著他奶奶了。

  韓大娘語重心長地說:「你給我牢記住,你的命是王文琪救下來的。只謝天謝地不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也是咱們韓家的大恩人!他救了你的命那也等於救了奶奶的命,如果他大難不死,以後你一定要替咱們報答於他!就這話,現在我要你當著叔叔大爺們的面,發誓你牢記住了!」

  韓大娘的話說得動容,幾個大男人也都聽得動容,一個個點頭不止。

  韓柱兒雖然嘴上盡說些剛烈的話,但內心裡畢竟明白,如果不是王文琪以那麼一種屈辱的方式相救,自己這會兒已變炭了,哪兒還能說下賤不下賤、英雄不英雄的話呢?但當著外人的面,發誓的話卻怎麼也說不出口。韓大娘覺得失面子,又急又氣,擰孫子耳朵,還要咬孫子胳膊。

  倒是韓成貴這舅老爺替韓柱兒墊了個臺階,他說:「算啦算啦,發誓嘛就沒必要非強迫他了。但是柱兒,『記住了』三個字你要是也不肯說的話,那我們幾個叔叔大爺也是不會依你的!」

  那韓柱兒無奈,只得大叫一嗓子:「記住了!」

  他這一嗓子將屋裡喊得靜了片刻。在那片刻的靜中,韓大娘回頭看著韓成貴問:「咱們該這麼依了他嗎?」

  韓成貴苦笑道:「他才十七歲多一點兒,咱們眼裡仍算個孩子,不依了還能怎麼的?」

  他的話剛說完,門外有人輕輕咳嗽了一聲,於是大家都將目光望向門簾。

  韓柱兒理直氣壯起來,又說:「什麼依不依的,不愛聽!要是連羅叔叔也認為我是個孩子,我才承認我是個孩子!」

  門簾一挑,進來了區武工隊長羅尚毅。這羅尚毅三十六歲,山東人,兩年前黨派到河北這邊來的。雖然只來了兩年,在擁護抗日的群眾中,已樹立了極高的威望,成為當地抗日群眾的主心骨。他的名字,對於偽軍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威懾力。好幾次有些偽軍實際上是掌握了他的行蹤的,但是居然沒敢向日本軍方報告。畢竟,抗戰已好多個年頭了,更多的中國人擁護抗戰的民族覺悟大大提高了,中國最終必勝的信念也更加堅定了。大多數偽軍,也都想暗中掂量自己的行為。

  對於這屋裡的人,羅尚毅不啻是個救星。儘管他神出鬼沒,一向來無影去無蹤的,但哪一個村裡若出了不好的情況,他總能在人們束手無策的時候悄然而至。並且,差不多又總是能使不好的情況有所改觀,避免引出最悲慘的後果。

  他曾說:「對於咱們中國人,最悲慘的事是什麼事呢?不是糧食被搶了,不是房子被燒了,甚至,也不是父老兄弟被打殘了,婦女被姦淫了,而是我們中國人被殘酷地弄死了!因為這樣的仇恨是沒法報的。鬼子弄死了我們一個同胞,一些同胞,即使我們後來也消滅了一個鬼子,一些鬼子,我們的同胞也還是不能起死回生了。所以我們武工隊的任務,不止是消滅敵人,更主要的是為了保衛同胞。在現階段,武工隊要想在一個區的範圍內獲得抗戰的全面勝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靠了我們的存在,使日偽軍不敢過分地氣焰囂張,不敢動不動就以慘無人道的方式殺害我們的同胞,那我們的存在就是意義重大的!」

  此話,羅隊長在許多場合對自己的同志們和群眾說過,所以人們對他的一貫對敵鬥爭思想特別瞭解。因為他的對敵鬥爭思想是這樣的,而且自認為是正確的,符合當時對敵鬥爭的策略,甚至有一次沒有執行上級也就是縣武工大隊的戰鬥命令。

  當時,我們的情報員獲悉,由於駐紮在縣城裡的日軍中流行開了甲肝,不久又將甲肝傳染到了炮樓裡的敵偽軍中間,於是石家莊和保定方面的日軍,向這個縣的日軍派出了由五名日本軍醫組成的醫療小組,在一個班日軍的護送之下,將乘卡車到縣城裡來。縣武工大隊命令區武工分隊,在半路伏擊兩輛日軍卡車。區武工分隊有三十六名隊員,人數上占絕對優勢,但所配基本是短槍。也有手榴彈,不多。敵人的兩輛卡車上,卻各配一挺輕機槍。一個班的日軍人手一支的,也是德國造的衝鋒槍。可以埋地雷,然而大白天公路上過往的絕不會僅僅是兩輛日軍卡車,還間或有各村農民所駕的馬車,如果時間掌握得不夠精准,誤傷群眾,提前暴露埋伏在所難免。又據區武工分隊偵察員彙報,駐紮在縣城裡的日軍最高長官池田大佐的妻子和九歲的兒子,也剛從日本來到中國,乘坐兩輛卡車中的一輛前往縣城……

  羅隊長最終沒有執行那道戰鬥命令。

  他因而被撤了職,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和處分,還被視為「抗日鬥爭意志消退」「畏敵思想顯而易見」的反面典型。

  他自然是不服的,據理力爭,說在不能埋地雷,而戰鬥火力配備敵強我弱的不利情況之下,僅靠人數上的優勢取勝,縱使全殲了敵人,我方的傷亡代價也必慘重。區武工分隊幾經損失,剛剛恢復元氣不久,當繼續養精蓄銳,委實冒不得險,付不起慘重代價。而最主要的是,近一年內,敵我雙方處於戰略對峙階段,由於武工隊的威懾實際存在,日軍囂張殘暴的氣焰有所收斂,群眾惡劣的生存狀態也稍有緩解。若因一次得不償失的伏擊使敵人受到強烈刺激,因而對人民群眾大舉報復,群眾的命運可就慘了,必將又死人多多。果而那樣,莫說僅僅三十六人的區武工分隊,就是有近百名隊員的縣武工大隊,八成也是無法拯救群眾於血腥之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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