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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9)


  那一天我第一次覺得我長大,應該是一個大人了。並因自己15歲了才意識到自己應該是一個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難當,無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著錢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錢給母親買了一聽水果罐頭。

  「你這孩子,誰叫你給我買水果罐頭的?!不是你說買書,媽才會得給你錢的麼?!

  那一天母親數落了我一頓。數落完了我,又給我湊足了夠買《青年近衛軍》的錢……

  我想我沒有權利用那錢再買任何別的東西,無論為我自己還是為母親。

  從此我有了第一本長篇小說……

  後來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牤》《勇敢》《幸福》《紅旗謠》……

  我再也沒因想買書而開口向母親要過錢。

  我是大人了。

  我開始掙錢了——拉小套。在火車站貨運場、濟虹橋坡下、市郊公路上……

  用自己辛辛苦苦掙的錢買書時,你尤其會覺得你買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錢最好的東西。

  於是我有了三十幾本長篇小說。15歲的我愛書如同女人之愛美,向別人炫耀我的書是我當年最大的虛榮。

  三年後幾乎一切書都成了「毒草」。

  學校在燒書。圖書館在燒書。一切有書的家庭在燒書。自己不燒,別人會到你家裡查抄,結果還是免不了被燒,普通的人們的家庭只剩下了一個人的書,並且要擺在最顯眼的地方。

  街道也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執行委員會」——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戶查抄「毒草」焚燒之。

  「老梁家的,聽說你們這個院兒裡,頂數你們家孩子買的黑書多啦,統統交出來吧!」

  面對闖入家中的人們,母親鎮定地聲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書是黑書。」

  「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統帥的書,全是黑書,毒草。這個簡單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應該懂得的!」

  「我兒子的書,我已經燒了,燒光了。現時我家只有那幾本紅寶書啦。」

  母親指給他們看。

  他們懷疑。

  母親便端出一盆紙灰:「怕你們不信,所以保留著紙灰給你們驗證。若從我家搜出一本黑書,你們批判我。」

  「聽說你兒子幾十本書呐,就燒成這麼一盆紙灰?」

  「都保留著,十來盆呢。我不過只保留了一盆給你們看。」

  母親分外虔誠老實的樣子。

  他們信了。

  他們走時,母親問:「那麼這一盆紙灰我也可以倒了吧?」

  他們善意地說:「別倒哇!留著,好好保留著。我們信了,興許我們今後再來查一遍的人們還不信呀。保留著是有必要的!」

  紙灰是預先燒的舊報。

  我的書,早已在母親的幫助下,糊在頂棚上了。

  我下鄉前,撕開糊棚紙,將書從頂棚取下,放在一隻箱子裡,鎖了,藏在床下最裡頭。

  我將鑰匙交給母親時說:「媽,你千萬別讓任何人打開那箱子。」

  母親鄭重地接過鑰匙:「你放心下鄉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們搶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親。

  但我離開城市時,心懷著深深的憂鬱。我的書我的一個世界上了鎖,並且由我的母親像忠僕一樣替我保管,我沒有什麼可不放心的。然而誰來替我分擔母親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夠分擔一點點?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鄉的。

  接著將會輪到四弟。

  那麼家中只剩下挑不動水的妹妹,瘋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積勞成疾的母親了!

  我們將只能和父親一樣,從相反的兩個方向,大東北和大西北遙遙地關注我們日益破敗的家了……

  母親越是剛強地隱藏著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憐憫母親。

  上帝保佑,我的家並出失過火。卻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親掙錢的那個小廠一樣,夏季裡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l979年,時隔五載,我第一次從北京回去探家,幫助母親從家中清除破爛東西,打床底下拖出那一隻挺沉的箱子。它佈滿了滑溜溜的黴苔。

  我問母親:「媽,這箱子裡裝的什麼呀?」

  母親看著,回憶著,和我一樣想不起來。

  「媽,把打開這鎖的鑰匙給我……」

  「媽也記不清楚哪把鑰匙是開這把鎖的了,你試吧!」

  母親從兜裡掏出一串鑰匙給我。

  鎖已鏽死,哪一把鑰匙也打不開。最後被我用磚頭砸開了。

  掀開箱蓋,一股黴味直沖鼻腔。一箱子書成了一箱子發黃的碎紙。

  碎紙中有幾個粉紅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鑽動,像剛剛被剁下來的保養得極潤的女人手指。

  我砰地關上了那箱子蓋,並用雙手使勁按住,仿佛箱子內有一個面目猙獰的魔鬼。

  即使將世界裝在那樣一口箱子裡也是會發黴的。

  一箱子裡到底是什麼啊?」

  母親困惑地又問了一句……

  父親帶著一顆受了傷害的心離開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親能到北京來住。這是1985年的事。算起來我又六年未見母親了。父親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親。我心中常被一種潛在的恐慌所滋擾,我總覺得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伏在距離我很近的日子裡,當它突然躍到我跟前時,我不知我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內疚和慚愧。

  母親便很快來到了北京。

  母親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麼?

  我和妻每夜宿在辦公室,將我們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讓給了母親和安徽小阿姨秀華和我們三歲半的兒子。一老一少兩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夜夜擠在一張並不寬大的硬床上。

  母親滿口全是假牙了。

  母親的眼病是更嚴重了。

  「你是她什麼人?」

  在積水潭醫院眼科,醫生對母親的雙眼仔細檢查了一番後,冷冷地問我。

  「兒子。」

  「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才來看?」

  我無言以對。我知道弟弟妹妹們為了治好母親的眼睛,已是付諸了許多兒女的義務和孝心。我也聽出了醫生話中譴責的意味。

  「眼翳是難以去除了,太厚,手術效果不會理想的。而且也極可能傷到瞳仁……」

  「那——至少,是應該植假睫毛的吧?……」

  可憐的母親,雙眼連一根睫毛也沒有了!喪失了保護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應該想到的事,你不認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麼?眼皮已經這麼鬆弛了,植了假睫毛還是會向內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紀了?」

  「6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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