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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吹出的曲子覺得很耳熟，聽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節奏卻是慢了一倍。兩支笛子一個聲音高一個聲音低，緩慢地吹出許多悲涼。張英才心裡跟著哼一句試試，那節奏，半天才讓他哼出「幸福的歌兒」幾個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這個曲子要歡快些才好聽。」他們沒理他。張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著節拍糾正。可是沒用。張英才惆悵起來，禁不住思索一個問題：能望見這杆旗的地方，會不會聽見這笛聲？ 　　忽然哨聲響起，余校長叼著一隻哨子，走到旗杆下，跟著那十幾個學生從山凹裡跑回來，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齊的一排。余校長望望太陽，喊了聲立正稍息，便走過去將帶頭的那個學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個大洞，余校長扯了幾下也無法將周圍的布扯攏來，遮住露出來的一塊黑瘦的肩頭。張英才站在這個隊伍的後面，他看到一溜瘦幹幹的小腿都沒有穿鞋。這邊余校長見還有好多破褂子在等著他，就作罷了。這時，太陽已挨著山了。余校長猛地一聲厲喊：「立正——奏國歌——降國旗！」在兩支笛子吹出的國歌聲中，余校長拉動旗杆上的繩子，國旗徐徐落下後，學生們擁著余校長、捧著國旗向余校長的家走去。 　　這一幕讓張英才著實吃了一驚。一轉眼想起讀中學時，升降國旗的那種場面，又覺得有點滑稽可笑。鄧有梅走過來問他：「晚上有地方吃飯沒有？」張英才答：「我在余校長家搭夥。」鄧有梅說：「你是想回到舊社會麼？走，上我家去吃一餐，習慣得了，以後乾脆咱們搭夥算了。」張英才推了幾把，見推不脫就同意了。 　　路不遠，只是要翻兩個山包。鄧有梅的老婆長得很墩實，左邊生了個疤拉眼。見張英才老看她，就說：「她本是個丹鳳眼，前年冬天我在學校開會沒回，她夜裡來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個殘疾。」張英才說：「這麼苦的事，我舅舅他們瞭解麼？」鄧有梅說：「都是余校長嘴嚴言辭短，什麼苦都兜著不說出去，從不跟上面彙報，還說萬站長在這兒呆了十年，他還不知道這兒的底細麼？不說人家心裡會記著，說多了人家反會計嫌。」張英才說：「我舅舅是常掛惦著你們，所以才特地放我來這兒鍛煉的。」鄧有梅說：「你鍛煉一陣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長的哪怕是轉了正，也離不開這兒。」說著忽然一轉話題：「萬站長一定和你交了底，什麼時候有轉正的指標下來？」張英才說：「他的確什麼也沒說，他是個老左，正派得很。」鄧有梅的老婆插嘴說：「疼外甥，疼腳跟，舅甥夥的中間總隔著一層東西。」鄧有梅瞪了一眼：「你懂個屁，快把飯菜做好端上來。」複又說：「我打聽過，我的年齡、教齡和表現都符合轉正要求，現在一切都等你舅舅開恩了。」 　　香噴噴的一碗臘肉掛麵端到張英才面前。鄧有梅說：「不是讓你搞酒麼？」老婆說：「太晚了，來不及，反正又不是來了就走，長著呢，只要張老師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鄧有梅說：「也罷，看在小張的面上，不整你了。」張英才聽出這是一台戲，在家時，來了客，親和母親也常這樣演出。一般人做客這碗裡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張英才餓極了，又知道鄧有梅有求於他，就將碗裡全吃光了。直吃得滿頭大汗，才記起這是夏天。山上涼得很，剛出來的汗不用擦馬上就幹了。張英才打了個噴嚏，他伯得感冒，就起身告辭。鄧有梅拿上手電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紹起孫四海的情況，他說孫四海打著勤工儉學的幌子，讓學生每天上學放學在路邊采些草藥，譬如金銀花什麼的，交到一個叫王小蘭的女人家裡，積成堆後再拿去賣。孫四海不結婚就是因為從十七八歲起，就和王小蘭搞上了皮絆，王小蘭的丈夫得了黃瓜腫的病，就是慢性黃疽肝炎，什麼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孫四海。鄧有梅最後說要是哪天半夜聽到笛子響了起來，那准是王小蘭在他那裡睡過覺，剛走。 　　要是沒有後面這句話，張英才一定會討厭孫四海這個人。有後面這句話，張英才覺得孫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說裡那小城中的年輕人，浪漫得像個詩人。有一句話，他掂量了一番後才說：「鄧校長，我舅舅他不喜歡別人在他面前打小報告，他說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鄧有梅聽了他編造的這句話，就不再說孫四海了，回頭說自己有哪些缺點。這時他們爬上了學校前面的那個山包，張英才就叫鄧有梅回去。 　　回到屋裡點上燈，拿起小說看了幾行，那些字都不往腦子裡去。擱下書，他拿起琴，將《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彈了一遍，有幾個音記不准，試了幾次。到彈第五遍時，才彈出點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彈自己聽，挺能抒情。 　　這時，門被敲響了。拉開後，門外站著余校長，欲言又止的樣子。張英才問：「有事麼？」余校長支吾著：「沒有事。山上涼，多穿件衣服。」張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過去問你，這琴盒上寫著的明愛芬同志是誰？」琴盒上寫著：贈別明愛芬同志存念1981年8月。余校長等一會幾才答：「就是我老婆。」張英才說：「用她的琴，她會生氣麼？」余校長冷冷說：「你就用著吧，什麼東西對她都是多餘的。她若是能生氣就好了。她不生氣，她只想尋死，早死早托生。」張英才嚇了一跳。 　　睡不著，他想不出再給女同學寫信用怎樣的地址。半夜裡，低沉而悠長的笛子忽然吹響了。張英才從床上爬起來，站到門口。孫四海的窗戶上沒有亮，只有兩顆黑閃閃的東西。他把這當成孫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還是《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吹得如泣如訴，淒婉極了，很和諧地同拂過山坡的夜風一起，飄飄蕩蕩地走得很遠。 　　夜裡沒有做夢，睡得正香時，又聽到了笛聲，吹的又是《國歌》。張英才睜開眼，見天色已亮，趕忙爬下床，披上衣服沖到門外。他看到余校長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著旗繩，余校長身後是鄧有梅和孫四海，再後面是昨天的那十幾個小學生。九月的山裡晨風大而涼，隊伍最末的兩個孩子只穿著背心褲頭，四條黑瘦的腿在風裡瑟瑟著。張英才認出這是余校長的兩個孩子。國旗和太陽一道，從余校長的手臂上冉冉升起來。 　　張英才說：「我遲到了。怎麼昨天沒人提醒我？」余校長說：「這事是大家自願的。」張英才問：「這些孩子能理解麼？」余校長說：「最少長大以後會理解。」說著余校長眼裡忽然湧出淚花來。「又少了一個，昨天還在這兒，可夜裡來人將他領走了，他父親病死了，他得回去頂大樑過日子。他才十二歲。我真沒料到他會對我說出那樣的話。他說他家那兒可以望見這面紅旗，望到紅旗他就知道有祖國、有學校，他就什麼也不怕。」余校長用大骨節的手揉著眼窩。孫四海在一旁說：「就是領頭的那個大孩子，叫韓雨，是五六年級最聰明的一個。」張英才知道這是說給自己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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