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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王知一看看那桌上的材料袋:「那裡面都講清楚了,再交代也是重複的。」

  「不,沒有清楚,離清楚還差得遠呢。」尤金從他那軍用的帆布口袋裡拿出了一份發了黃的舊雜誌,翻到那雜誌的最後,指著一篇文章說:「這篇反動的文章是不是你寫的?」

  王知一向文章看了一眼,又向尤金看了一眼,覺得這人有點不簡單,居然能找到二十多年前的雜誌,也算是個有文化的。

  王知一想起來了,那還是在三十年代,他看到報刊雜誌上有一種理論,說是勞動創造了世界,他覺得不對,創造世界的不是勞動,而是人們的生存的欲望、發展的欲望、享受的欲望,以及各式各樣,無窮無盡的欲望。勞動只不過是一種手段,是實現各種欲望的手段,為了實現各種欲望不得不去勞動。王知一也是受了一種發表欲的驅使,便寫文章去批判勞動創造世界論,認為那是本末倒置。用了一個筆名叫王知,除掉了一個一字。

  王知一當時不知道勞動創造世界的來歷和背景,文章發表以後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攻擊,痛斥寫文章的王知為無知。

  當年的王知一年少氣盛,立即反唇相譏,說那些攻擊他的人是雙腳朝天,兩手著地,把腦袋掛在褲襠裡。論戰的雙方都是缺乏紳士風度的。

  直到日寇侵華,國難當頭,此種無關生死的爭論才宣告停歇。

  理論都是在論爭中產生的,王知一在論爭中寫了三十多篇文章,查看了很多的資料,像所有的立論者一樣,資料都是為他的立論服務的,使得王知一對自己的理論更加深信不疑,覺得不是靠寫寫報屁股來闡述的,必需有宏論巨著,逞逞大篇,所以便埋頭寫《欲海通鑒》,來立一家之言。

  直到解放之後,人人都學社會發展史的時候,王知一才知道自己和馬克思唱起了對臺戲,是反動的。可他不認為自己反動,只認為此乃一家之言。還是把他的《欲海通鑒》繼續寫下去,寫到底,是一個死不悔改的東西。

  《欲海通鑒》當然沒有發表,可那些報屁股上的文章卻已無法收回,居然能被尤金找到,也很不容易。不過,王知一也曾聽朱益說過,說是有一些十分神秘的人物,通過紅衛兵在查抄三十年代的報章雜誌,是為江青服務的。為江青服務的人怎麼也會光顧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王知一?

  尤金見王知一愣在那裡,十分得意,這一下是觸及王知一的靈魂了,就憑文章裡的這些論點,把你王知一打成個反革命分子也是綽綽有餘的:「看清楚了吧,是不是你寫的?」

  「是的,你還能找得到,我倒把它忘了。」

  「你不會如此地健忘吧,還有什麼反動文章,替我統統地交出來!」

  「沒有,寫文章是年輕時弄著玩的,以後再也不寫了,天底下沒有比寫文章更加危險的遊戲!」

  「不對吧,毛主席也寫文章,他處之泰然。」

  「毛主席是聖人,他的筆桿子是和槍桿子合在一起的,天下無與倫比!你也是個筆桿子,你能和他比嗎,小弟弟?」

  尤金惱怒了:「放屁,誰是你的小弟弟,看樣子你也只有交給小弟弟去處理了!來吧,把他交給紅衛兵去審訊,讓他老實點……」

  第十八回 黃雀在後

  王知一的失蹤使得我們坐立不安,他留下一張紙條,說是到學校裡去了。學校裡的人有的說沒看見,有的說見他進來過,有的說是進來了又出去了。

  像王知一這樣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突然失蹤,其可能只有三個:一是自殺,一是被捕,一是像我這樣從四川逃到了蘇州。王知一出逃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他離不開相依為命而又正在病中的王師母,不可能像我這樣一走了之。自殺的可能性也不大,文化人如果行動還能自由的話,他的自殺也有點考究:或是仿照三閻大夫憤投淚羅,投入滔滔的江水或清澈的溪流;或是登高山極目四野,呼蒼天而捨身懸崖。當然,也有觸電、上吊、吞服安眠藥片的,那都是不得已的應急措施。可是投江與跳崖都要到非死不可的程度,都要對生毫無留戀,毫無樂趣,如果還有一根未淨的話,跳崖或投水都會半途而廢。因為文化人容易受山水的誘惑、受山川的啟示,臨死前,猛抬頭,忽見藍天白雲,大江東去:「啊!天地悠悠,江山如畫,萬物生生不息,我又何必匆匆離去呢,活著總是美好的!」好了,自殺不成,反而增強了那種好死不如賴活的勇氣。特別是像王知一這樣熟讀歷史的人,他會知道,歷史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六十年風水是輪流轉的。

  我們肯定王知一的失蹤只有一個可能,是被學校裡的造反派抓去了,因為他留下來的紙條是說到學校裡去了,這可能是他特地為我們留下的信息,王知一做事是十分細心的。

  我們幾個人一方面到處尋找,到處打聽,同時敦促王知一的女兒王玉樹,叫她快到學校裡、到紅衛兵的各個司令部裡去問問,因為她熟悉那些紅衛兵們的行動規律和各種各樣的新動向。

  很奇怪,王玉樹對她爸爸的失蹤好像並不著急,倒是擔心她的革命工作會因此而遭受挫折。她與汪永富剛剛展開的兩條道路殊死的搏鬥,已經勝利在望,卻要前功盡棄。父親被捕,兒女就不能再當紅衛兵的頭頭,她和趙曉山組織起來的「掃害蟲」戰鬥隊也會被勒令取消,她自己也會變成一種名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實際上是永遠也教育不好的。階級的烙印就像奴隸身上的火印,古代社會的黥面,是永遠也不會消失的。那時候的青年人最害怕的就是這一點。一旦當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永遠受「教育」,低頭做人,低人一等。當然也有網開一面之處,那就是大義滅親,揭發父母,興許能在一時之間當個什麼典型。

  王玉樹是一個真誠的紅衛兵,自覺地擔負起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重任,視階級敵人為毒蛇猛獸,父母如果變成了敵人,親人也就成了猛獸,這一點決不含糊。紅衛兵一旦發現自己的父母有問題,就要劃清界限,就要大義滅親。王玉樹也想大義滅親,問題是現在還滅不起來,因為她還不知道她的爸爸到底有什麼政治問題,她從來沒有聽見她的爸爸說過一句反動的話,還經常教育她要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要順乎這個世界的潮流。不過,這些也許都是一種假像,階級敵人是十分狡猾的。所以王玉樹不是急於找她的爸爸,而是先去問她的媽媽:

  「爸爸的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問題?他在舊社會裡到底有沒有做過什麼壞事體?你不能替他隱瞞!」王玉樹的口氣十分生硬,好像是紅衛兵在審訊什麼人,表示她的立場堅定。立場並不是在腳上,也不是在心裡,主要是表現在臉上,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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