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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小胡留下一串清脆的笑聲，蹦蹦跳跳地走了。院子裡頓時陰涼起來。也清靜許多。其實，當年在上海局協助主管首長在新解放區建立正常司法秩序、並具體分工管轄通海地區治安事宜的我那時也不過才二十來歲。換一句話說，二十來歲的我，手中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刑罰大權。通海地區判處十五年以下刑罰的，只要有我的簽字，即可生效。判處十五年以上至死刑的案子，也得先經我覆核認可（比如這次的譚宗三案），方能報請上海局政法委終審。因此，說當時的我實際上已掌握了一定的生殺大權，並不為過。正因為這樣，機關裡像小胡那樣的年輕同志，都尊稱我「陸主任」。其實我什麼「主任」也不是。

　　唯一的一個正式行政頭銜是「上海局局辦室通勤組」的副組長。正因為這樣，我常常要求自己用更多的時間來反問自己，你還有可能做得更好一點嗎？有沒有更好更穩妥的方案和方法來處置當下的這個案子？我總記著中學裡那個腿有點羅圈、個子又特別矮的女幾何老師揮動碩大的三角板對我們說的一段話：只能用老師講的一種方法來求解一道題的人，他雖然也能得到一百分，但仍只能算一個庸才。假如能用三種老師講的方法來求解，那是敏才。而能用到五種以上。其中的一兩種又是老師從來也沒有講過的，方是真正的奇才。她講完，我和幾個同學就故意大叫一聲「哎喲」，並「癱倒」在課桌椅下。女教員沖過來問，你們幾個啥毛病？我答道，我想想我完了。這輩子肯定是庸才了。（其實那時我是班上幾名功課最好的同學中的一個。）為此教導處還給我記了一個過。

　　多年來，從她那兒得來的那些幾何學知識，差不多又都還給了她。但她講的這段並不算深奧的「奇才論」，卻使我久久難忘。為此，每當需要我拿起筆給一群人「朱批」斷生死時，我總要求自己留出一段時間來給自己「踩一踩煞車」。「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有什麼更好的『解題』方法，哪怕是『老師』所沒有講過的」。這使我總是比同時代的同齡人要顯得年長。老成。正因為這樣，跟一些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面談時，就特別不願意跟他們談及自己的年齡。因為那樣總要引起許多誤會，驚詫。你想，能不驚詫嗎？同樣的年齡，我看上去卻要比他們大個十來歲。同樣的年齡，他們還處在理想的（十分稚嫩和空泛的）激情中，剛開始接近這場偉大的革命。而我卻已經實實在在地在操作著這革命的某一部分了，而且還將毫不含糊地帶領他們向前進。

　　那天「搜索」完譚雪儔的房間、一無所獲地出來，助手告訴我，有個「婦女同志」要見我。我滿心不悅地問，哪個單位的？助手告訴我，而且還是個沒單位的「家庭婦女」。我打發助手去接待。助手說，那位女同志一定要見你。你還是見一見吧。我火了。我說，全上海一百萬婦女統統提出要見我。你也統統把她們帶來？那幾天，我心情特別不好。還不只是因為找不到那封「長信」。主要是因為一些有關於我的議論傳到了我耳裡，攪得我心裡挺亂。這種議論有來自上邊的（如果沒有上邊的這一部分，我心情自然要好得多）。也有來自同級的和下級的。議論是多種多樣的。但主調是，似我這樣複查「譚案」，遲遲做不出決定，在當前飛速發展的形勢面前，不僅顯得滯後，不敷急需，客觀上也有礙於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我的精神狀態和工作方法，應該被認為是有害的。起碼也是不對頭的，不能提倡的。雖然還沒有人直接找我談話，但議論的確是越來越多。甚至還有的傳說，上邊已經在考慮，要不要派人來接替我的工作。

　　助手當然清楚我這一向的心情（和處境），便沒再跟我強嘴。而在以往，他是常常要跟我強嘴的。因此，當我向停在譚家大門口的那輛吉普車走去的時候，他就按我的吩咐，去接待那位「婦女同志」去了。那位「婦女同志」就在大門口站著。我沒想仔細打量她。甚至都不想讓她發現我。只是在伸手去拉車門、彎腰上車之前，慣性地用眼角的余光，向她所在的方位飛快地掃視了一下。我說的「慣性」，並非是「性心理」方面的，也就是說並不是因為那邊站了個女人，我作為一個成年男子，就得習慣性地去「掃視」那麼一下。

　　雖然這種情況在我身上，過去也經常發生。但那一天的確不是。我只是覺得她眼熟。只是想判別一下，是否真的眼熟。這種眼熟的感覺，產生得非常怪異。一方面覺得眼熟，一方面又覺得不可能。雖然覺得不可能，卻又非常想再看她一眼。她個子中等偏高，年屆三十而稍嫌豐腴。她不像當年上海許多的同年齡段的女子那樣，把曾經是卷燙的頭髮挽起個馬尾，用一段灰藍的窄布條攏紮在腦後，而依然保留了那個燙卷的原樣。但看得出是精心修剪過的。勻勻地剪到耳根處，修去了齊肩的部分。在衣著方面，她也不像當時大部分趕新潮的女子似的趕緊換上藍色的大翻領雙排扣列寧裝，依然穿一件舊式對襟夾襖，壓得板平起褶，讓人總感到走近她便能聞到一股樟腦氣味。

　　質地的上乘、做工的精良，僅憑胸前那一排盤香紐扣和那一圈出現在袖口和襟邊的金絲拉絨滾邊，也應該說，在四五年前，甚至一兩年前，仍是上海各中式客廳裡許多主婦們嘖嘖稱道的時裝。只是下身，我不知道她為什麼竟穿了件並不合體的藍布工裝褲。不僅過於肥大，也略嫌粗短。鞋和上衣也並不搭配，是一雙圓口的搭攆黑布鞋。我很想知道她穿的是一雙什麼樣的襪子。但又不便盯著人家的腳細看，粗略地一瞄之下，只知是一雙高檔的白色錦綸絲襪之類的東西。總之，通體還沒能來得及形成一種新的和諧。這大概是那時代曾發生在許多女人男人身上的一個共同景觀。我覺得她一直在看著我。即便當我的助手走近她，開始詢問她時，她也還在打量我。那目光並不怨恨，也不自卑，但總想表達一種執著的願望，又不想強加給別人。

　　直覺告訴我，她就是黃克瑩。後來一問，果不其然，就是她。

　　不一會兒，助手匆匆走來，對我說：「她還是堅持要見您。」

　　這時，我已決定見她，但口頭上還在問：「什麼事？」

　　「她說替譚宗三帶了個很重要的口信給您。」

　　「是嗎？」我邊說邊啟動，轉身向黃克瑩走去。但這時，助手反倒攔住我。他有了疑問，不贊成我見她了：「譚宗三目前正處在嚴密拘留審查期間，除我們工作人員以外，他根本見不到任何一個外人，怎麼傳得出口信來給她？再說，我們在通海經常見譚宗三。他有天大的事，完全可以直接找我們，根本沒這個必要繞這麼一個大彎，先把口信傳給她，再轉告過來。我看她是別有企圖。還是不見的為好。」

　　我笑著，反問，你說她能有什麼「企圖」？

　　他說，那難說。

　　我繼續笑著問，就算她有什麼「企圖」，像她這麼一個女子，還能把我們怎麼樣？

　　他想了想，不好意思地笑了，說，那倒也是。

　　根據我對譚宗三的瞭解，我相信他向她傳出了口信。既有這個必要，也有這個可能。我的理由是：

　　一、譚宗三最近這一向以來，雖然跟我已熟悉到能基本「無話不說」的地步。但還有一些深層次的東西，礙於他難於徹底放下的那最後一點「紳士架子」和「面子」，仍然不好意思當面向我提出。比如像「請求寬大」之類的話，不到最後關頭，他還是說不出口的。甚至可能即便到最後關頭，當面他也說不出口，需要由別人來「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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