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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

告辭。 　　往外走。一步……兩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種巨大的、從來也沒經受過的失望擊垮了。是的，他說得全對：司法介入，靜候結論，任何人都不得再隨便插手，等等等等。這一切都對。但是……但是……對於這一切，他怎麼能說得那麼冷靜（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說一塊跟他毫無關係的爛木頭似的。誰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親密的同事，最忠實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臂右膀。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內情，但一起來感歎惋惜一下都不行嗎？當了「代省長」，就必須如此迅速地「劃清界線」？如此的「原則」和「堅定」？快走到門口時，她都感到有點窒息，喘不上氣來，頭腦因為一時間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點暈眩起來。地板開始有一點晃動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門框，又本能地回過頭去看了一眼。 　　為什麼要回過頭去？回過頭去又想幹什麼？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驅動，習慣在使然。但隨後在這回頭一瞥之間，所看到的，卻讓她大為吃驚，還讓她實實地為之心顫了好長一段時間。她看到顧立源呆呆地站在辦公桌的一頭，眼睛直直地望著她的背影，臉色灰暗，神情慘淡，眼光雖然仍在閃爍，但閃爍的卻是一種讓曹楠無法忘卻的愧疚和為難……當他發現曹楠突然回過頭來看他了，便立即掉轉視線，低下頭去，同時又迅即擰轉身去，拿背去對著曹楠了…… 　　原來他是在克制著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這是她當時那一刹那問得出的惟一結論…… 　　是的，他有他的難處。的確不能要求他像我們這些普通人一樣，在個人情感的表達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為」——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樓時，再一次回過頭來尋找顧立源辦公室的窗口時產生的又一個想法，並以此想法來安撫自己突然劇烈疼痛起來的心靈…… 　　但他為什麼會表示出一種「愧疚」？為什麼在那一瞬間，臉色竟然會如此的「灰暗」？是因為辦公室裡光線不足，還是這一階段剛調任代省長，工作過於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樓，她幾乎沒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現代建築意味的中心廣場，快速向大門口走去：從下樓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決心，不再上這兒來了，起碼不會僅僅為了看望這位姓顧的領導，再進入這個廣場，進入這幢大樓。她曾經很偶然地進入了他們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過他們。但仔細想起來，這也就像我們這個渺小的星球曾比較接近過某一顆拖著美麗的長尾巴的彗星。所謂的「接近」只是相對而言，它畢競還是會呼嘯著遠離我們而去。同樣的，「代省長」、「副市長」畢竟離一個「年輕的圖書館管理員」太遠太遠。就像我們無論再怎麼接近那顆美麗的彗星，宇宙生存發展的規律決定了我們之間仍然要保持相當的距離。若即若離，是宇宙萬物相處的基本規律。又何況遠沒有擺脫「自私」和「弱肉強食」的噩夢糾纏的人類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鐵門時，她還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為自己能做出這樣的決定而感到無比輕鬆。要不是後來發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這樣慢慢地從顧、祝這兩人沉重的「陰霾」之下超脫出去，就像高緯度地區的人常說的那樣：該幹嗎幹嗎去了。 　　……事情就發生在祝磊一審被判處死刑以後。有一天，曹楠辦公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是個男人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沙啞，有點低沉。他說他想跟曹楠見一面，商量一點兒事。曹楠問他是誰，他遲疑了一下說，我是你一個熟人的朋友。曹楠馬上問，哪個熟人？他又遲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見面再說嗎？曹楠又問，我認識您嗎？對方回答得很老實，不認識。 　　曹楠立即說，我既然不認識您，您又不肯告訴我那熟人是誰。我怎麼知道自己應不應該跟您見面？對方沉默了一會兒說，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點時間來見我一下。我不是不願意告訴你那位熟人是誰。我擔心，現在就說了，你有可能就不願意出來見我了。但我必須見你一面。這樣吧，如果可以的話，你這會兒到你們圖書館傳達室來一下，我當面告訴你是誰委託我來找你的。在你們單位傳達室裡，你總不用擔心會出什麼意外吧？曹楠考慮了一下，又問了一句，你能告訴我你是幹什麼的？當聽到對方在稍稍猶豫了一下後說，我是個律師。曹楠的心騰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誰委託這人來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辦公桌，趕緊向傳達室跑去。 　　來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師。他當然知道傳達室裡安有監控的攝像鏡頭。他背對著攝像頭，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祝磊」兩個字，交給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馬上把紙條收了回去。「他讓你來找我幹啥？」曹楠強抑住心臟的狂跳，小聲地問。「能另找個時間認真談一談嗎？」律師的聲音雖然也壓得很低，內心保持著高度的戒備，但他臉上卻裝出一副散淡的神情，仿佛只是在跟曹楠議論窗外的天氣似的。曹楠一點都沒猶豫，當即應承了下來。那天下班後，她就直接去了律師約定的一個茶室。在茶室裡，律師向她轉告了祝磊那個關於把他在監所寫的材料安全轉移出去的請求…… 　　曹楠當然知道這麼幹是要冒風險的，這個風險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這麼幹是為了「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這時刻想說的話，一定是真話，一定有助於把某個真相大白於天下。她就像眾人一樣，都直覺到這檔子事裡一定隱藏著什麼幽靈似的「謎」，撲朔迷離，若隱若現，甚至稍縱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燈」的威力，將真相露布，這一點「風險」當然是值得冒的，這一點「過錯」終究也是會被原諒的。一度，她甚至為自己能有幸被選中來參與這樣的冒險，而隱隱地激動不已，興奮不已，當然也忐忑不已。由於這一段時間來，她的神經一直處於高度的緊張之中，所以，後來一旦遭遇那一連串突發事件，一連串重大挫折，她本來就不能算十分堅強的精神防線就「順理成章」地垮塌了…… 　　給她第一個重大打擊的是勞叔。很長一段時間，她並不知道勞叔突然辭職去陶裡根到底是為了什麼。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麼「秘密任務」。能不惜代價地去幹一件自己特別想幹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歲的時候，她覺得勞叔「特偉大」。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男人，能夠埋頭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國男子足球就最能說明這一點了。這一幫被豐厚的薪酬供奉著的年輕男子，假如上半場贏了，肯定就開始洋洋得意，開始忽悠，然後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鐘」，以敗北告終：假如上半場就輸了，你很少能看到絕地反擊的悲壯場面。中國男子足球，不是輸在技術和體力上，而是輸在沒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輸在像容志行、高豐文、郝海東、範志毅、李鐵那樣的真男兒太少了。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總是想去接觸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為此，她欽佩勞叔。 　　所以，一旦聽到勞叔突然也洩氣似的說出這一切都「沒用」的話，確實讓她很傷心。這些年來，她周邊無數的人都放棄了，或本來就鄙視「理想主義」。她在同事和親朋好友們中間，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義者」為樂的，也常常跟池們一趁表現出對此不屑一顧的灑脫，但在潛意識中，在本能的層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執著從事的異性身上。「執著從事」者，也就是上邊說到的「埋頭死磕」者：他們不一定就是「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者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不一定裁能執著從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這樣的人卻常常讓她的一顆女孩心怦然而動。大概這也是女孩們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漢氣概」之一吧。但今天勞叔居然也說「所有的這一切努力，都沒用」，「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什麼」，居然改寫了祝磊「最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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