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冊(4)_李佩甫

四

　　同事都笑著說，沒有。沒有。可為什麼連賣早點的小販都用那樣的眼光打量我，說新來的？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怎麼就不能是城裡人呢？我是學院的老師了。我已經上了戶口，轉了關係，有了單位，還怎麼著？

　　報到後的第五天，我去學院的電工房借一把鉗子。我住的地方離電工房鍋爐房很近，整天嗡嗡響，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颳風就呱呱嗒嗒響的窗戶，就近借把鉗子用用。誰知電工房的師傅看了我一眼，說：你誰呀？我說我是這個學院的老師。他冷冷地說：新來的吧？我說：是。他馬上說：沒有。其實，我看見鉗子了，鉗子就插在牆上的電工包裡……我賠著小心，說：師傅，我就用一下，一會兒就給你送來。他低著頭，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說：沒有。不借。我前天還見他對辦公室管後勤的一個小職員點頭哈腰的，小跑著去給人家換燈泡去了……我頓時火冒三丈，這不是欺生麼？我扭頭就走，到商店裡花三塊五毛錢買了一把……不為鉗子，為尊嚴。

　　初來時，我有一年的實習期，是系裡的助教。我的態度很好：上班第一個來，打水掃地抹桌子；下班最後一個走。我見人就點頭，恭恭敬敬地對長者微笑……走在學院的路上，一個老教授突然扭過頭來，對我說：小豆子，我家的紙箱子……噢，新來的？我很沮喪。我怎麼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黑麼？我回房照了照鏡子，我像新來的麼？我「新」在什麼地方？

　　我得承認，我是一匹狼。我心裡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圖披上「羊皮」的狼。我混進了城裡，可我在城裡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態。我說過了，我見人就點頭，微笑。但點頭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學問的都是「刺蝟」，要有距離感。不能過於近，過於巴結，不能涎著臉對人笑，要似點似不點，就像見了老熟人一樣，淺淺地點，有親切的意味又不討人嫌。這且得練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裡的五穀雜糧和百家奶喂出來的。為了融進這座城市，我開始不斷地修正自己。我發現，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這也許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種表現。我得慢下來，做出一種氣定神閑的樣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會顯得遲疑，大門口的門崗馬上就會攔住你問：找誰呢？我的胳肢窩裡還得適度地夾上兩本書，兩眼目視前方，似看似不看，這就對了。這種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練了好一陣子。晚上，我獨自一人在校園裡走來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種從容……

　　在我正式成為披著羊皮的「狼」之前，我還需要適度的「包裝」。那時候，「包裝」是一個新詞，還沒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實踐中最先發現的。於是，拿到工資後，我給自己添了幾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車站附近的批發市場上買的，大多是仿名牌。這沒人能看出來。這樣，我走在學院裡，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沒人再說我是新來的了。雖然，在這座城市裡，我只有一個床位。

　　我開始大量地閱讀，我所有的閒暇都泡在了圖書館裡。八十年代是一個讀書的時代，國內國外所有的新書我都找來讀。從歷史到文學、哲學、心理學，一直到世界各國的名人傳記；從黑格爾到莎士比亞，從希特勒到尼克松，從蓬皮杜到田中角榮，我逮誰讀誰，一邊讀一邊記筆記……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學裡，一個沒有學問的人是很難混下去的。我還知道，對付城裡人，舌頭上必須有新詞。

　　學院後邊有一工字樓，也叫朝陽房。工字樓坐北朝南，採光很好。上邊是古色帶簷筒子瓦，下邊是古色紅牆，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圓柱，樓道裡鋪著紅木地板，樸中透著貴氣，顯得厚實，莊重。前邊還有兩個幾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樹，朱牆上爬滿了紅葉，那是一棟教授級別才能住的樓，每戶都是三室一廳。不時有穿著紅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著買菜的籃子，「呱嗒、呱嗒」地從樓道裡走出來……那就是我奮鬥的目標。

　　我的機會來了。一個副教授，在臨上課時突然病了。我作為臨時救場的「替補」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課。我問講什麼？系主任說：老周的講義在桌上放著，你替下來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訴我說，這屆學生底子薄，你只管放開……於是，我就這麼「匆匆」上了講臺。

　　說老實話，我並不「匆匆」，我是早有準備。

　　沒想到，我的第一課是在學院最大的梯形教室裡上的。那是一堂大課，我帶著我的筆記本進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約三四百名學生，最開初時亂嚷嚷的……現在，我已忘記我到底講了些什麼了。開始，一看那麼多人，我有點慌。可我記住了一句話，我童年裡大隊支書蔡國寅說過的話。他說，球，你一旦站在臺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撲啷頭大白菜！我豁出來了，我是對著一地的撲啷頭白菜講的那堂課……臨進教室前，我在教研室裡偷偷翻了老周的講義。老周他五十九歲了，講的都是些「文革」前老掉牙的東西。而我，講的全是新東西。我慷慨激昂地給學生們上了一課！

　　站在梯形教室的講臺上，沉默了三秒鐘之後，我在黑板上寫下了三個大字：吳志鵬。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們不認識。我想，從今以後，他們就認識了。這也是我童年的老師——「慢毒藥」先生告訴我的。我說：同學們，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創作《共產黨宣言》時說過的一句話，你們知道麼？……南北戰爭時期，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說》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什麼，你們知道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議會時，在即席演說中講的最著名的一句話，你們知道是什麼？（我心裡說，白菜們，我得先把你們嚇住。）……於是，我放開喉嚨，一直講到下課鈴聲響的時候，同學們仍瞪著眼在教室裡坐著……爾後是雷鳴般的掌聲。

　　下課了，學生們忽一下全圍上來了。女同學亂紛紛地拿出筆記本向我提問題。她們一個個甜甜地叫著：吳老師！吳老師！吳老師我問你一個問題可以麼？……說實話，這時候我的賊心悄悄地溜出來了，我看似漫不經心而又十分敏銳地打量著這些女大學生，我的「第三隻眼」在尋覓、掃描著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鴨蛋臉兒？蘋果臉？籠煙眉？柳葉眉？要是有可能的話，我會……可我必須矜持。我告誡自己：要矜持。

　　那個日子我至今不會忘記。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課後的第七天。三個「七」，所以我記住了。那天下午，一個女學生來到了我的寢室。她敲門的聲音非常優雅，富有彈性，像打電報一樣，「嗒嗒、嗒嗒」，兩下一節，一共敲了四下。當我拉開門的時候，一股香味隨著陽光撲進來。那不是化妝品的香味，那是帶有夏日陽光的女人的肉味，鮮活的、生動的、甜的。她背對著陽光，金燦燦地立在那裡。她身上穿著一紅色的短袖連衣裙，兩隻臂膀上的皮膚閃動著象牙般的光澤。她靜靜地站在門前，在她身上，陽光是流動著的，就像是鍍了陽光的金色液體，熠熠地環繞著一個美麗的活色生香的女人。一個按現在的說法，叫有態兒、有范兒的女人。我覺得連陽光都醉了。是的，先有光線和味道撲過來，爾後才是活色生香。那氣息準確地告訴我，那是可以點亮整個世界的、熟了的氣息。就像是櫻桃，向陽坡的，鮮豔欲滴的。就像是葡萄，吐魯番的，晶瑩剔透的，熟了的玉色。那麼，一個女人熟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那幾乎是幾何級的果實了……此時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個字：蓬蓽生輝。我明白了，那是專對女人的，只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間屋子。

　　她說：吳老師，我是外語系的，聽過你的課。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悶棍，我的神思還沒有轉回來，我「噢、噢」了兩聲。

　　她說：對不起，打攪你了吧？

　　我說：噢噢……爾後又急忙更正：沒沒沒，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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