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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老人的刀工很好,面切得很細。沒用多少時間,兩碗熱騰騰的雞蛋面就端上來了,上邊漂著一層油浸的蔥花。也許是餓了,劉漢香吃得很香。吃飯的時候,老人告訴她說:「孩子,我看你是個善良的人。一個人善良不善良,從眼睛裡是可以看出來的。可你心裡有傷。你要是不介意的話,就留下吧,在這兒多住幾天。況且,你跟我這個老頭挺投緣的。咱們也可以說說話。」接著,老人又說:「話是有毒的。有時候,聲音就是一把看不見的刀子,它會傷人。特別藏在心底裡的話,熟人是不能說的。你給熟人說了,會惹很多麻煩;所以,只能給生人說。其實,所謂的陌生,只是一種距離,就像是一棵樹與另一棵樹,雙方不在一個空間裡存活,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就不會受到傷害。」

  不知為什麼,劉漢香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老頭。這老頭說話怪怪的,可他睿智,曠達。也許是長年跟植物打交道的原因,他的話語裡含有一種超凡脫俗的飄逸!同時,她也看出來了,家裡就他一個人,挺孤的。

  在林科所的這些日子裡,黑夜是長了眼睛的。那些黑夜是由話語組成的,從心底裡流出來的話語成了夜的眼,一顆心看著另一顆心,一脈一脈的流動著,顯得平和,達觀,濕潤。當往事進入回憶的時候,它又像是一把被生活磨禿了的刀子,已沒有了傷人的殺氣,是鈍出來的寬厚。不知怎的,這心一下子就松下來了。話是開心的鎖,兩個陌生人圍坐在炭火前,開始了心與心的靠近。劉漢香自然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訴了老人,就像是一個孩子面對陌生、而又睿智的父親;老人呢,更是敞開心扉,把能說的和不能說的,全都一古腦地端出來了……

  老人說:「平心而論,早年,我們都是有理想的人。說起來,我也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解放後才上的大學,那時候大學生還很少,物以稀為貴,可以說是鳳毛磷角吧。我是學林業的,一九五七年大學畢業。一個學林業的,本是種樹的料,可我畢業之後並沒有去種樹,你猜我幹什麼?砍樹,一畢業就去砍樹。我一九五七年畢業,一九五八年剛好趕上『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那時候的口號是『千軍萬馬齊上陣,一天等於二十年,趕英超美!』於是我就跟著去砍樹了。我整整地砍了一年的樹,那時候人就像螞蟻一樣黑壓壓地撲進林子裡,砍光了一個山頭!由於我表現好,還發明了一種叫做『順山倒砍樹法』,一下子把自己『砍』成了一個模範人物,入了黨,提了幹,成了一個積極分子了。這些話,一般情況下,我是不會說的。說它幹什麼?說出來挺丟人的。其實,說白了,人也是植物。每個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氣候和環境造成的。人的成長也是由氣候來決定的。我所說的氣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時代的風尚。什麼樣的時代風尚,產生什麼樣的精神氣候,什麼樣的精神氣候,造就什麼樣的人物。開初的時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報效國家的,可沒想到,我成了一個砍樹的人……你要說發瘋,也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只能說老老少少都瘋了,為了煉鋼,為了趕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個地區,所有的樹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這能是哪一個人的問題麼?」

  接著,老人說:「我這個人是辦過一些壞事的。所謂的好事壞事,也是過後才看清的。當時並不那樣想,當時認為是『挽救』……就是砍樹那年,我當過一陣子青年突擊隊長。記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時候,我把所有的隊員集合在一起,開始點名。那時候是軍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點名,結果發現少了兩個人,一個是張秋雁,一個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們都是我的大學同學。那時候我年輕氣盛,也認為自己『為人正直』,就下令全體隊員去找……結果一找就找到了,兩人正躲在一棵大樹的後邊抱著親嘴呢。往下就不用說了,當晚就開了他們兩人的批鬥會,這個批鬥會是我主持召開的,讓他們兩人站在會場的中央,整整批了他們大半夜……那晚批鬥會的口號就是兩個字:無恥。那時候,不光我一個人覺得他們無恥,可以說,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很無恥。大家把他們兩人圍在中間,那時候開鬥爭會叫做『過籮』,就是一群人圍著,你從這邊把他推過來,我從那邊把她搡過去……後來,天亮的時候,張秋雁就不見了,於是就再發動人去找,結果是她掛在了一棵樹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樹,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裡一片驚恐……哪個王心平,是個六百度的近視眼,後來補上了一頂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時候,他哭著說,我要早知道,就不親那個嘴了,就那一口,這十六年學白上了,我是帶『帽兒』(右派帽子)歸呀!現在想來,不就是談個戀愛麼,值得這樣?我要說的是,當一個民族都發燒的時候,潑上一盆兩盆涼水是不起作用的。認識也是要有過程的。那是一個提倡鬥爭的年月,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參加鬥爭的,不是鬥爭者,就是被鬥者,沒有例外。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精神氣候。在這樣的氣候裡,你要進步,只有鬥爭。你想,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學,吃的是助學金,我是一定要進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就事事沖在前頭,一下子就成了這個氣候裡的活躍分子……」

  老人說:「後來我一直都是積極分子。我是個不甘落後的人,事事都要搶在前邊。所以,在那些年月裡,有那麼一段,我是很紅的。我辦的第二件壞事,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貼了一張大字報。那時候大字報鋪天蓋地,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字報的海洋,人人都貼大字報……不料,就是這張大字報惹出了事端。一個對我最賞識的老領導,在我貼了這張大字報之後,跳樓自殺了!當然,在那個時候,一個『走資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時候叫做死有餘辜,也沒人說什麼,可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實,我那張大字報也沒揭發什麼,就寫了一件小事,寫他吃蒸饃剝皮……說實話,在我心裡,也還有保護他的意思,因為別人寫的問題比我寫的嚴重得多,那時候寫什麼的都有,有寫他是歷史反革命的,有寫他是國民黨特務的,有寫他亂搞男女關係的……多了。我也就寫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問題。我是在鄉下長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饃剝皮,我真的非常吃驚。他是一個九級幹部,資格很老,可他吃蒸饃剝皮,這也是事實。可就算是吃蒸饃剝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麼死了,當天晚上,他從被關的那棟樓房的窗戶裡跳了出去。那座樓是學院的標誌性建築,還是在他的主持下蓋的,剛蓋好,」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那樓一共七層,他從最高處跳下來,就摔在樓前的水泥地上……我想,這是餓人與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個包子的時候,他都不飽,到了第九個包子,他飽了。也許,是我讓他傷心了。別人貼大字報,貼就貼了,無論說什麼他都還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養的,連我也貼了他的大字報,他就徹底絕望了。」文革「後期,他家裡的人到處告狀,說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為這件事被審查了很長一段時間。那時候,我一直不服。現在想來,我的確是有責任的。也許,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當老人說到這裡的時候,他沉默了很久。爾後,他用火鉗子撥了撥土盆裡的炭火,接著說:「這件事,我一直不清不楚地背著。後來,我離開了原來的崗位,就下放到這個林科所來了。那時候,我已不願再跟人打交道了,於是,我選擇了樹。我本來就是學林業的,可二十五年之後,我才找到了樹。就在我找到樹之後,我又犯下了第三個錯誤。」

  老人說:「來到林科所之後,離開了原有生活軌道,我就像是一條魚被人甩在了幹岸上,有很長時間不適應。生活是有慣性的,在鬥爭的環境裡泡得久了,猛一下來到這麼一個清靜之地,當我重新面對樹的時候,真的不太適應。這並不等於說我沒想清楚,我還留戀什麼官位,不是的。那時候我已想得很清楚了……可是,人就像火車一樣,你一直朝著一個方向開,爾後突然刹車,那巨大的慣性仍然會帶著你往前沖,它不管你怎麼想,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這就是慣性。你已經看到院中的那些盆景了,那就是我犯下的又一個錯誤。那也是離開鬥爭之後,鬥爭的信號仍然在腦海裡起作用的結果。不與人鬥,就與樹鬥。要是說得更難聽一點,不讓你收拾人了,就收拾樹。那時候,我利用當所長的便利條件,讓人從山裡挖了一些樹根,搞了一院子盆景,當那些樹長出枝條的時候,我就用鐵絲把它們一道道地捆綁起來,壓彎弄曲,今天這樣,明天又那樣,人為地搞成各種各樣的造型……開初的時候,我還沾沾自喜,覺得這就是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來,我看著這滿院的」扭曲「,那折、那彎、那捆、那綁,全、全都是病態呀!那不是植物的正常生長狀態,那是一個一個的痛苦哇!樹就是這樣長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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