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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白劍對林苟生本無惡感，近幾天又觀察出林苟生與李金堂確有不共戴天之仇，想到假期已過一半，調查工作尚且受阻，也想和這個似乎有很大能量的龍泉土著親近親近，當即答道：「這有什麼不可以的。」林苟生趕忙追問：「你有沒有時間幫我參謀參謀？」白劍自然滿口答應了。 　　進了好問酒吧八號包間坐下，林苟生很真誠地向白劍傾訴起來，「兄弟，我是一個荒唐了多年的人，」林苟生這樣開始了講述，「這些年，我總覺得社會欠我的太多，有了錢，我也常去尋開心。北京、上海、廣州，都留下過我的劣跡。我曾經在三星、四星級賓館一擲千金，也用十元八元錢在外灘這些地方和野雞鬼混。我承認，我墮落過。可是，我的墮落很誠實。誠實讓我在墮落中認清了社會的本相。我認為社會逼得我二十來年無法和女人正常交往，就讓一個個女人代社會給我補償。這是對她們不公平！自從認識了三妞，我才改變了這種看法。她像一個苦難裡泡出的天使，把我帶出了萬丈深淵。我那時像浮士德博士，迷亂在罌粟花叢中，靈魂已經要交給魔鬼了。」白劍沒想到林苟生會這樣赤裸裸地解剖自己，這種坦誠，這種勇氣，很讓他感動，便認真看著林苟生說道：「三妞一定有不尋常的地方。」林苟生嘿嘿一笑，「一般人兒。如今也只是好問酒吧的歌女兼舞女。要說不尋常，是有那麼點不尋常，十五歲那年，她就做了暗娼。」 　　白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張著嘴望著林苟生。珠寶商做個鬼臉，吐吐舌頭道：「嚇著你了嗎？我知道不給你解釋清楚，你不會跟我走的。我告訴你，我準備娶她為妻。也就是說，只要三妞答應我求婚，你就有個比你小十多歲的老嫂子。你別用這種眼神看我，我一旦下了決心，神鬼都無法更改。有句歌詞寫得好：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這世界就會變成美好的人間。我想把心肝肺都掏出來讓你看看……咱們沒有多少時間了。咱們就說說三妞吧。這是一個很長也很悲慘的故事——」 　　縣城東關科甲巷東頭有條叫一裡溝的小河。小河東面原是一片坡地，大洪水過後，一些原來住在城裡低窪處的人家無家可歸，領了政府發的救濟款和一些建築材料，就在坡地上搭起了一些棚子房。後來，這裡成了縣城人員最複雜的貧困居民區。三妞的童年，就在這些搖搖欲墜的窩棚和破舊磚塊壘起的矮房構成的世界裡開始了。 　　母親是個小學教師，做了多年的班主任。父親是縣運輸隊的卡車司機，經常跑長途不在家。三妞六歲那年，母親就把看管三歲弟弟的任務交給了她。哥哥和姐姐跟著母親上學。父親常常在某一個白天突然回家，然後拿出一包包糖果、瓜子、花生米攤在三合板和木棍釘成的方桌上笑眯眯地說：「三妞，分成四份，把你哥你姐的留著。」說完了，也不管三妞如何分，泡一杯劣等大葉茶，拎個板凳到院子門口喝茶。母親帶著哥姐回來，父親就朝屋裡喊：「三妞，把你哥、你姐的糖拿出來，帶著弟弟出去玩吧。」放過女人進院子，再放過三妞和弟弟出去，就把院門閂上了。三妞記得，每次爸爸回來，午飯或者晚飯都要比平時吃得晚。有時候，父親回來得早，或是母親帶著哥姐剛走就到了家，或是母親正好要出門去上課。三妞還記得父親和母親只要在這個時候碰上，准要撕扯和吵架，最後總是母親紅著臉奪門而去，留下父親像一隻癩皮狗癱在床上，呆子一樣望著叫煙子熏得黑油油的屋頂。 　　院子前面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個探頭向院子裡張望的陌生的或熟悉的女人，三妞記不清了。終於有一天，有女人在父親在家時進了院子，和父親說些她聽不明白的話，然後父親總是說：「方向盤只有一個，我屋裡有四五張嘴呢！」一個春天的上午，父親帶著一個穿藍花格子外套的女人回了家，進門就說：「三妞，你帶弟弟出去玩去。」三妞不願意，父親瞪了她，又笑著說：「三妞，這回你分成五份，你要兩份，帶著弟弟出去吧。」後來，三妞一見父親回來，就盼著這時能來個姑姑或者阿姨，這樣她就可以多得一份糖果。 　　一個陰天的早晨，父親在吃飯時回了家，照例又和母親拉扯爭吵一番，母親照例紅著臉出了院門。這一次父親並沒像一袋爛土豆倒在床上發呆，而是怒氣衝衝出了院子。不一會，父親帶著一個阿姨進了屋。摸出一塊錢說：「三妞，帶弟弟出去買糖吃。」三妞記得剛買了糖就下雨了，她就領著弟弟到一家房檐下避雨。這時候，媽媽急匆匆跑了過來，叫著：「你個死妮子，跑出來做啥，還不快回家。」三妞記起了父親說過的話：你要給你媽說屋裡有姑姑阿姨，以後就不給你買糖吃，她說：「屋裡沒有人。」母親沒有推開院門，呆立在雨地裡，臉上掛著一片不知是雨珠兒還是淚珠兒。三妞弄不明白母親為什麼不喊門，為什麼不去上課，心裡有些怕。過了好一會兒，三妞聽到門栓響，只見父親的腦袋從門縫裡長了出來。母親沒有說話，揚起手照著那張臉就是一巴掌，一腳踢開那扇薄門，看也不看那個來過好幾次的姑姑，說：「不關你的事，你滾吧！」 　　三妞不明白父親為什麼突然怕了母親，竟在母親面前跪了一整天。三妞更不明白為什麼母親沒有哭叫，眼裡卻流了一整天的淚。中午，他們兄弟姐妹四個拿了十元錢去吃了漿水面，哥哥姐姐上學後，三妞背著弟弟躲在窗外繼續看跪著的父親和哭泣的母親。三妞記得傍晚時，父親從地上爬起來，細聲細氣地說：「我要出車了，你別氣壞了身子，還有四個孩子呢！」 　　第二天夜裡，三妞半夜醒來，發現母親懷裡抱著父親的腦袋在嗚咽。後來，父親就離開了這個家，一走就是五年。三妞問母親，母親總是不說為什麼，後來，鄰居這麼對三妞說：「你爸酒後開車軋死一個回門的新娘子，撞死一個當新客折酒缸的男人①，軋斷了新郎一條腿，案發後又畏罪潛逃，已經去吃不用掏錢的八大兩了。」 　　光頭父親從勞改農場回來的第二個月，一家人分成了兩家，母親帶著姐姐和弟弟搬走了。這一年三妞十二歲，已經知道這種分家的方式叫離婚。 　　父親改行當了搬運工，掙錢供哥哥和三妞上學。自從父親紅著臉罵走了一個女人，這個院子徹底安靜了下來。十五歲那年春天，父親被人打斷了一條腿。上高中的哥哥追問兇手是誰，父親說：「這叫現世現報，我軋死了他的老婆，軋斷了他一條腿，毀了他一輩子。」半個月後，哥哥因為行兇殺人，被判了十年徒刑，那個當年的新郎官傷癒後永遠不能自己下床了。父親從此染上了酒癮，常常拄著拐杖拎著酒瓶子往返於家裡和小賣部之間，對三妞的輟學不聞不問。 　　三妞加入了拾破爛的行列。 　　這段往事在三妞的記憶裡只留下了一個粗粗的輪廓。她無法填補這個家破碎過程外人難以明瞭的空白。譬如，人們問：「你媽等你爸五、六年，每月都去探監，為啥一等你爸回來就把他蹬了？」三妞只能說：「你去問我媽。」十五歲的三妞無力去追尋這些家庭裂變史上盲點的意義，她面臨的是這樣一種嚴酷：父親的病退工資只能養活父親一人，如果不掙錢，她就要挨餓，三妞偷吃父親半袋花生米，挨了半醉的父親七拐杖。那個初夏的傍晚和尋常沒有什麼兩樣，三妞背著揀來的紙箱、鋁皮罐頭盒，走在碎磚頭砌成的甬道上。她走得很踏實，心裡盤算著背上的這些紙箱和破麻袋裡的碎銅爛鐵能換幾塊錢，這幾塊錢能買多少個白白胖胖的熱饃和多少鹹菜。當她算出這些熱饃夠自己和父親吃三天后，她自豪地笑了，這樣下去，十天后她就可以買到那條已經看過無數遍的紅紗巾。天漸漸轉熱了，紗巾已經用不著，這樣正好和小攤主講價錢，降下來五毛錢，就可以再買一隻白蝴蝶髮卡。正這麼想著，三妞聽到有人在叫她。扭頭一看，是那個開簡易旅館闊了的二嫂子。二嫂子吐著瓜子皮兒，一揚手說著，「三妞哇，歇歇吧，嫂子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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