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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和他的父親皇太極、叔父多爾袞比較，福臨的漢化政策又進了一大步。皇太極和多爾袞的漢化還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錄用明朝降官的階段，而福臨的漢化已經深入到思想文化、習俗風尚這一領域，不僅緩和了清初尖銳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統一推動和加強了政治統一，對清初迅速出現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精神文化方面的漢化，落實到朝政上，就是一系列國家制度和機構方面的建革。

　　為了文教治天下，為了加速統一中原的進程，福臨都非重用漢官不可。重用漢人漢官的最要緊的地方，也是在國家機構方面最富建設性的變革處，就是內三院。

　　親政之初，福臨在範文程的陪同下，頻頻親臨內院，甚至出入無常，幾乎當成了他的起居之所。後來，福臨索性在太和門建起一所內院直房即值班室，讓大學士和學士等官分班入值，便於皇上處理批答奏章題本時向內院大學士們諮詢討論，使應更改的事務能立即決定、立即執行。到了順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內三院實際上已經成為清政府的權力中心，是福臨加強中央集權、推行漢化政策的強有力的政治班底。到了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福臨仿照明制，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大學士加殿、閣銜，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於是，內三院成為名實相符的中樞首腦機關。而這大清朝廷的中樞首腦機關，基本上由漢大學士和漢學士組成。這對福臨來說有兩重意義：既籠絡漢臣、推行漢化，又防止貴族勢力對皇權的侵蝕。

　　翰林院的建革，更說明問題。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時，清朝承明制設了翰林院，掌論撰文史之事，為正三品衙門。因未設滿員，只有掌院漢學士，次年就被革除，合併進了內三院。到了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內三院改為內閣的同時，又恢復了翰林院，升為從二品衙門，設滿漢掌院學士各一人，都兼有禮部侍郎銜。翰林學士是從科舉考試出來的進士中挑選，而清初的科舉，幾乎是漢士子的專利，因為通曉四書五經、能作八股文的滿洲蒙古士人，在當時可說是鳳毛麟角。這樣，翰林院也就成了漢官的天下。後來，福臨竟諭令在紫禁城內乾清門東側的景運門內建造直房，詔令翰林院各官分班直宿，以備顧問，寵信之深正足以表示福臨的漢化之深。

　　為了提高漢官在政府各部門的權力和地位，福臨又突破了許多祖制舊規：

　　同級的滿漢官相見，漢官必須長跪，滿官不叫起不得起；順治帝命改為見面時漢官一跪見禮即起。

　　改變了漢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說：「以後各部尚書、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別滿漢。」

　　改變了同級滿臣高於漢臣、武臣高於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順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間，實現了文武俸祿不論滿漢，一例照品級支給的新制度。

　　改變了同官滿臣高於漢臣的品級制度，如原來同是六部尚書，滿官為一品，漢官為二品。順治十五年滿漢官員品級劃一，如六部滿漢尚書俱為正二品。

　　與此同時，繼續推行墾荒與肅貪兩項大政，官吏中驕橫貪贓蠹國害民者，無不立正典刑，如吏部尚書譚泰、江甯巡撫土國寶、大學士陳名夏、順天巡按顧仁等都因貪賄被誅殺。順治帝甚至面諭刑部說：「貪官蠹國害民，最為可恨，一向法度太輕，革職問罪之後，還能享用贓資，以致貪風不息。今後大小官員，凡受贓銀十兩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產入官！著為定例！」

　　有名的丁酉科場案，正是福臨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詳可傳永久，將法制用於治國的一個例證。

　　科舉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唐太宗語）的統治者的妙招毒招。千年下來，漢人陷溺于科舉至深至酷，難以自拔。清朝統治者更是旁觀者清，所以一入關就連年開科取士，以迎合漢士子，達到籠絡人心的目的。為了顯示清正廉明，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對科舉考試過程中人人痛恨的貪贓壞法、作弊賄買施行嚴刑峻法，是順治帝的必然選擇，也是他肅貪的一貫作風。誠然，丁酉科場之獄，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許多人因此被殺、被遣戍流放，處罰太重，常常被當做民族壓迫的一個例證；但此事發難者是漢人，受禍者也是漢人，清朝用嚴刑峻法處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數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擯的士人感到出氣、感到痛快，並使後來的科舉受到震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比較清正、較少弊端，又是順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親政七年之後，積累了相當統治經驗的順治帝，組織了一批大學士校訂《大清律》，這是福臨立法治國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雖然在後來的兩百多年間，有所增減，但它的基礎和基本構架是福臨建設的。這應該說是他對大清國的一項重大貢獻，為後來的國運興旺提供了重要保證。

　　清初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三大弊政中，延續時間最長的，是逃人法。

　　用順治帝自己的話說，圈地是不得已的辦法，因為必須要有土地房屋安置進關的滿洲八旗軍民。福臨親政的時候，該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夠了，所以，他在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下的「永不許圈佔民間土地房屋」的諭旨，能夠基本得到執行。這樣，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嚴厲懲處借投充強佔土地財產的罪犯之後，也漸漸平息下來。惟有逃人法，從寬還是從嚴，在朝廷的討論中幾起幾落，始終不能解決。

　　清朝入關前，搶掠漢人為奴隸，作為私有財產的一部分。入關後，土地被圈佔的漢民多有帶著土地財產投到旗下為奴的，即為投充，他們也是滿洲八旗軍民的私有財產。奴隸們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稱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稱為窩主。窩主窩藏逃人，就等於搶奪了滿洲八旗軍民的家產，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切身利益，那是絕不能容許的。因此從關外到關內，處理逃人，立法最嚴，這也是滿洲各旗向國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臨親政後，逃人問題仍然很嚴重。代表滿洲親貴利益的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議出更嚴厲的法令：窩主被斷給逃人之主為奴，窩主兩鄰（因不舉報）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複逃，則解差也流徙。順治帝認為過嚴，命再議；結果仍以原議上交皇帝。福臨必須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違國俗、拂眾情，只得批准。

　　立法再嚴，也擋不住奴隸的逃亡，還出現了大量冒充逃人詐索財產、陷害良善的事，致使天下紛擾，百姓痛恨。當朝廷中漢大臣紛紛上奏抨擊逃人法時，福臨不能不站在滿洲的立場上斥責漢官。他心裡何嘗不明白，害民峻烈的逃人法，是造成國家動盪的不安定因素。處在滿漢矛盾焦點上的福臨，只得忍受雙方火力的炙烤，其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給事中李上疏，極論逃人法之弊，歸結為七可痛，大大觸怒了滿洲親貴。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定李死罪。順治帝不准，命再議。又議得杖責四十、流徙甯古塔。順治帝命免杖，安置在離關內近一點的尚陽堡。身為皇帝的福臨，只能用這樣曲折的方式來保護他朝廷中的一個中下級官員，他心裡真夠窩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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