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淩力 > 清宮懸案 | 上頁 下頁 | |
五十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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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斥責,漢臣們誰還敢出聲? 福臨還覺得不解氣,八天以後,又將李呈祥流放盛京,還在流放李呈祥的次日,親自出馬,面試學習滿文的漢官——通過考試的僅有三人,全都升用;十多個不及格者,責令其繼續學習等候再試;大多數全未通曉的一概降級!大有向李呈祥們報復示威的意味:你說我們滿人不行?我叫你看看你們漢官更不行!皇帝的少年心性可見一斑。 罵也罵了,懲罰也懲罰了,但福臨明白李呈祥的奏疏內有合理成分,因為提高朝廷的辦事效率,也是他的奮鬥目標之一。所以,在李呈祥遭流放四天后,順治帝又諭命六部:凡一部中有兩名滿尚書者,裁去一員,以免推諉誤事。到了這年的六月,福臨自己又提出:內三院是機密重地,事務殷繁,應當挑選賢能,所以每院增設漢大學士二員。一下子把內院大學士的名額由七名增至十四名,翌年更增加到十七名。其中除圖海等兩名滿人之外,都是具有豐富統治經驗和行政能力的漢人和漢軍旗人。這是福臨治國的需要呢,還是他內心矛盾的反映呢?或許二者兼而有之。 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朝廷中出了一件大事:備受福臨信用和禮敬的大學士陳名夏被處絞刑。陳名夏的罪狀中,固然有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結黨懷奸等內容,但使福臨終於下決心處死他的主要原因,還在於陳名夏公然主張「若要天下安,留發複衣冠」,對清初的剃髮令持否定態度,其實是對滿洲的社會習俗的一種輕視,這是大清皇帝福臨絕對不能容忍的!在這一點上,福臨的態度絲毫不見比他所深惡痛絕的多爾袞有多少鬆動。 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福臨在接受朝賀時,見漢官冠服多不遵清制,便下令:以後務必依照滿式,不許異同,再有參差不合定式者,一概以違制定罪! 甚至各地唱戲的優人,為扮演婦女方便起見,原本特許不剃髮的,順治十年也接到「遵法速剃」的命令,並嚴格規定:十日後仍不剃髮者立斬! 順治親政的開頭幾年,在許多場合都說過滿漢一體的話,也經常表達他對滿漢關係的基本看法。他說:歷代帝王大多專門治理漢人,而朕要兼治滿漢,必使各得其所、家給人足,方愜朕懷。早年間李自成陷燕京,你們漢官漢民受何等荼毒,是我們滿洲將士入關,翦除大害,才給了你們安定。即使今日邊隅賊寇遺孽殘害百姓,也要靠滿洲將士驅馳掃蕩。滿人既救漢人之難,漢人當體滿人之心云云。 很明顯,此時順治帝的滿漢一體,是要把漢官漢民一體到滿洲里去,要求漢官漢民拿滿洲人當大救星,甘心做奴隸受統治。就是在口頭上把滿漢一體叫得很響的福臨本人,也十分警惕漢化,對漢官漢民漢俗有很深的推拒心理。 比如,在他欣賞朱元璋立法治國的同時,更推崇祖先武力征服的偉業。順治十年三月,他到南苑行獵較射,手執彎弓十分自豪地對諸臣說:「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每出獵,就是為要練習騎射。雖然日理萬機,也應不忘武事!」這雖然可以看做是他為自己喜愛遊獵找來的漂亮藉口,但也確實是在提倡武事、提倡民族傳統以防止漢化。 在此前後,他又擔心習漢書、入漢俗將漸忘滿洲舊制,專門諭命宗人府:宗室子弟只可閱讀已經翻譯成滿文的漢書,永遠停止學習漢字諸書。 如果順治帝將他的這種推拒心理堅持下去並推而廣之,大清朝必定會走上元朝的老路。 元朝的蒙古統治者,固執于維護統治民族的特權,拒絕任何漢化,連派到各地的直接與漢族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員,也都不懂漢文不會說漢話,審理案件、處理公務離了翻譯就寸步難行,出了許多笑話。 海邊州縣,每到八月秋濤大作時,潮聲夜吼,震撼城市。忽必烈在位的至正年間,有個叫達魯不花的蒙古官員來此上任,聞此巨響,夜不敢臥,連忙呼守門人問是怎麼回事。門丁是漢人,說蒙古話不在行,又半在睡夢中,回答一句:「是潮上來了。」忽然驚覺自己答錯了,是潮聲而不是潮水上來,懼怕嚴酷的律條懲罰,嘴裡連連說著「禍到!禍到!」爬起來狂奔而逃。 達魯不花大驚,慌忙跑回內室,對妻子說:「原本想著做官榮耀,不料今晚一家子同作水鬼了!」於是,合家大小,號啕大哭。外院巡丁聽得哭聲,以為有變,趕緊傳報正佐諸官,這些人顧不上穿衣著靴急忙來救。誰知用力叩門,卻死活不給開,原來達魯不花怕潮水湧入,堅決閉門不納。眾人衝開門、推倒牆一擁而入,卻見達魯不花夫婦及奴婢都爬在屋頂上大喊救命。找來翻譯,問清原委,眾人忍笑而散。 這只不過可笑而已,更有因官員不通漢語而翻譯從中上下其手,做出許多惡事來。江南某寺院之僧,因田地被豪家侵佔,到官府投狀訴訟。不料豪家已經重金買通了翻譯。過堂的時候,蒙古官問僧人為什麼事告狀?僧人的回答被翻譯譯為:「他說因為天旱,想要自焚以求雨。」蒙古官信佛,對此大加稱讚,命將狀紙呈上。翻譯早已經準備好了求雨自焚的狀子,換去僧人的原狀紙進上。蒙古官覽畢,提筆判同意,僧人也不知底細。可是一出門,豪家已經在大街上堆好柴薪,數十人強拖硬抬,把告狀的僧人投進火中焚燒而死。 難怪元朝只維持了九十多年,就淹沒在全國農民大起義的狂濤中了。 幸而順治帝是個明白人,能夠刻苦學習讀書,幸而順治帝還繼承了祖輩父輩的開拓進取精神並重視歷代,尤其是元明兩代亡國的歷史教訓。為了鞏固和擴大他的統治,他終於意識到漢化是必由之路。之後,他推行漢化政策的態度越來越堅決,涉及面也越來越廣泛。他比所有的親貴們都走得更遠,成為漢化程度最高的滿洲人。 順治十三、十四、十五這三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臨推行漢化政策的關鍵的三年。這三年,他把從順治十年開始的一系列政治變革推上了新的水平。 首先,福臨懂得了儒家的文教治天下的奧秘,在範文程等人的影響下,他學會了儘量利用漢民族固有的倫理道德觀念去不斷完善他的統治。他和歷史上的漢族統治者一樣,把四書五經奉為最高教義,把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對苛政和嗜殺;提倡已成為漢民族傳統習俗和道德規範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特別提倡忠君,極力推崇孝道,還把這些觀念推廣延展到滿蒙社會,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價值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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