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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皇太極一上臺，就提出了「治國之要，莫先安民」。他分析民不安的原因是「漢民每被侵擾」，以及興築勞役妨礙農務等。他強調滿漢一體，在對待逃亡問題上、在進行編戶計丁授田的時候，他實行了寬鬆的措施，使大量漢民擺脫了農奴身份，取得自由民的地位。這不但緩和了滿漢矛盾，更解放了生產力，對後金的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皇太極更廣羅漢族人才，優禮漢官，敢於重用那些確有安邦治國之才的漢臣，最著名的就是範文程。範文程在努爾哈赤時期只不過是個點綴，養而不用，用而不重用，到天命後期，更是備受冷落和歧視。皇太極知人善任，很快就把範文程推上軍機要臣的位置，言聽計從；範文程也因此而感戴、而奮發，竭盡忠誠，發揮了他卓越的才幹，成為清朝開國的一代名臣。

　　天聰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極第一次、也是女真族建國以來的第一次開科取士。這是完完全全從中原歷代王朝照搬過來的網羅人才的手段。而取士的對象，竟是當年努爾哈赤進入遼沈地區屠盡儒生時僥倖脫逃、被編為莊丁給滿人為奴的三百名漢族生員，從中錄取了二百人。此後，每隔四五年，繼續開科，吸收了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充實進國家各級行政機構。此舉不僅把一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從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來，也在政治上贏得了漢族百姓的感戴和擁護。

　　在第一件事的基礎上，皇太極開辦的第二件事，就是初創國家體制和制度。

　　他即位不久，就在汗王手下破天荒地開設了一個文館。文館的職能，一是翻譯漢文典籍，一是記注本朝政事，並處理所有往來書信及臣下奏章，還參與議政。這又是後金國的第一次。文館表面上是個辦事機構，實際上是皇太極進行改革的諮詢處，隨著皇太極推行的調整與改革的深入，它越來越具備綜理國事的功能，成為國家內閣的雛形。引人注目的是，文館裡當值的大臣有很多漢官，範文程、寧完我、鮑承先、高鴻中是其中最著名的。

　　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極接受文館中範文程、寧完我、鮑承先等漢族章京們的聯名疏請，仿照明制，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由一名貝勒總理部務，六部與汗王之間，以文館為樞紐，各負其責，紛繁雜亂的國家事務也就漸漸理順了。

　　比較努爾哈赤所建立的後金政權，汗王之下，只有五個議政大臣、十個理事官，幾乎談不上什麼國家機構，實在是很簡陋很原始的。

　　此後，隨著後金的不斷發展強大，國家機構也隨著急遽膨脹。五年後，文館改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設大學士和學士等官；又停了貝勒掌六部，把貝勒等皇親貴族置於國家機構之外，皇太極獨主政務；最後，管監察的都察院和管蒙古事務的理藩院成立，完成了三院八衙門這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機構。

　　可以看到，皇太極的改革調整是有限度的。他沒有從根本上除舊立新，而是對舊制度加以限制，再另立新制度與之平行，分享其權力。如八旗制度與八衙門並存、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之外又設內三院。這是由當時的客觀條件造成的。在強敵環伺而國勢不穩的情況下，滿洲社會能夠承受這種漸進式的改革而沒有發生大的分裂和內戰，應該說是皇太極的極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他的明智和遠見。

　　不過，滿洲社會想要進一步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就必須更快地脫離氏族奴隸制社會的束縛，儘快地完成封建化過程。表現在國家政權方面，就是必須放棄努爾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聯合共同主政、社會財富也由他們平均分配的體制。事實上，這種氏族社會軍事民主合議制，已經嚴重地阻礙著後金的前進：事權不一，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沒有集中統一的領導，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外交上都會陷於被動和混亂。

　　皇太極謹慎地，但又是堅決地開始了集權的努力。

　　皇太極雖然登上汗位，但從登基那天開始，便一直實行著四大貝勒並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賀的形式，而且還按月分值，國中一切政務，都由值月貝勒掌管，成了輪流執政。三大貝勒以汗兄自居，擁功自傲，在皇太極繼位後，都或多或少地有謀逆及藐視汗王的表現。無論對國家還是對汗王本人，這都是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皇太極極力籠絡優待四小貝勒，尤其是擁有兩白旗的多爾袞、多鐸兄弟，以增強與三大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極長期保持著對三位兄長的謙恭和禮敬，長期維持與三位兄長並坐受朝賀的禦殿之禮，但是，在他即位後的第二個月，便向每旗派設了一名掌管旗務大臣，有參與國政的權力，有稽察旗內一切事務的權力，直接向汗王負責。

　　不久，又擴大了議政會議的範圍，所有貝勒都參與議政，每旗再增派三名議政大臣，打破了八旗旗主獨享的對國政的控制權。

　　天聰三年（公元1629年）以政事煩雜、不應使兄長過於勞累為理由，免去三大貝勒按月分掌國事的舊例，而以諸小貝勒代理值月當班。

　　兄弟並坐南面受朝賀的形式，竟維持了差不多六年！這對雄心勃勃、胸懷大志的皇太極來說，實在是一種痛苦的磨礪、意志的考驗。

　　皇太極就是皇太極，不是別人。他沉著冷靜，聰睿而又堅韌，善於等待時機。一旦時機出現，他就會毫不猶豫地緊緊抓住，抓住不放，並極力使這時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點兒也不浪費。

　　第一個時機出現在天聰四年（公元1630年），第一個撞上網來的是二大貝勒阿敏。

　　阿敏是舒爾哈齊的二子、努爾哈赤的親侄、皇太極的堂兄。當初舒爾哈齊企圖擁兵自立，移居黑扯木時，阿敏也是慫恿者和追隨者。努爾哈赤一怒之下殺掉舒爾哈齊的長子和三子、囚禁舒爾哈齊之後，還要殺阿敏，由於代善和皇太極諸兄弟極力講情才得活命。在後來的統一女真的戰爭中，阿敏英勇作戰，竭力表現，終於獲得努爾哈赤的諒解。也出於對舒爾哈齊之死的歉疚，在後金立國的時候，努爾哈赤任命阿敏為四大貝勒中之二貝勒，獲得很大權勢。

　　但阿敏內心深處，對皇太極父子積怨已久，皇太極繼位前後，不時有所流露。

　　在皇太極繼位之際，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為擁立條件，被皇太極否定。

　　天聰元年，阿敏受命入侵朝鮮，朝鮮國王已經遣使請和，達到了皇太極的戰略意圖，阿敏卻執意進兵，被同行的岳托和阿敏之弟濟爾哈朗阻止。他又提出：自己早就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鮮國王的城郭宮殿，想要在這裡屯田耕種長駐，並拉攏同舒爾哈齊一樣獲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同留下，顯然是想組成與皇太極父子對立的聯盟，實現「出居外藩」自立王國的打算。因遭到嶽托、濟爾哈朗、杜度這些一直堅決擁戴皇太極的年輕貝勒們的激烈反對，阿敏的企圖才再次落空。

　　阿敏經常違背皇太極的旨意，在駐防地域、家族婚嫁甚至與蒙古結盟這樣重大的事情上與皇太極唱反調；還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口出怨言，含沙射影地攻擊皇太極；並借說夢，宣傳自己有黃蛇護身，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其居心叵測，皇太極豈能不知。

　　天聰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極親率大軍伐明，阿敏留守瀋陽。後金八旗軍勢不可擋，殺進關去，奪得明朝的京東四鎮——灤州、永平、遷安、遵化。這一空前勝利，使皇太極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內外夾攻山海關，而後向關內迅速推進的計劃。後金上下為之歡欣鼓舞，而阿敏對此表現冷淡，無論在皇太極出征期間還是班師回瀋陽，他都沒有一句恭請聖安的話；倒是向提前返回瀋陽的嶽托、豪格兩貝勒大擺架子，自己居中盤坐，要他們遙拜一次，近前複拜一次，儼然國君。

　　次年三月，阿敏受命替換濟爾哈朗守永平，以大貝勒的身份，統轄京東四鎮的後金兵馬。不到三個月，四鎮盡失，阿敏不僅在失地前就大肆殺降，撤退時，又將永平、遷安的官民屠盡。六月，失地屠民的阿敏回到瀋陽。憤怒的皇太極不准阿敏及敗歸的諸將入城，嚴厲斥責指揮失誤，敗壞大局，並因屠民而留下無窮後患。到這時候，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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