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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化


  我在前面提到過易眼鏡的入獄,這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天下班以後,他騎著一輛破摩托,馱上老婆上了路,準備去給岳母家安裝抽油煙機,隨身攜帶了一根鋼條,還有螺絲和扳手一類工具。在路口等待綠燈的時候,摩托熄了火,怎麼也踩不發,急得他滿頭是汗。身後一輛汽車拼命鳴喇叭,還有腦袋伸出窗子大罵:"喂喂,好狗不擋道!小雜種,一邊去!"

  "你罵什麼人呢?"他戴著近視眼鏡,沒看清那是一輛警車。

  "罵了又怎麼樣?"

  "罵人就是不文明行為,就要賠禮道歉!"

  "活膩味了麼?"幾個人影沖上前來。易眼鏡感到自己的胸口挨了一拳。踉蹌了一步,待眼鏡片裡可以聚焦了,看見一個漢子還掏出什麼東西,冷冷地頂住他腦門:是槍!

  "你你你們打人……犯法……"他已經害怕了。

  "誰打你了?"對方又扇了他一耳光,"誰打你了?"

  對方用槍指著路邊一個圍觀者,"你說,這裡誰打人?"那人嚇得聲音哆嗦,手指著易眼鏡,"是他!是他!"

  對方又用槍指著另一個圍觀者,"你說,這裡誰打人?"那人也嚇得往人群裡縮,下巴朝易眼鏡擺了擺。

  "看見沒有?你自己打人,暴力襲警,還有什麼話說!"對方用槍管把易眼鏡腦袋抵歪了,得意地獰笑,氣得易眼鏡目瞪口呆。他妻子也氣得大叫,但被另一個漢子揪住,沒法上來幫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丈夫被逼向牆壁,不賠禮道歉就不能走人。他們的摩托也早被掀到路邊,被一個漢子的皮鞋踹得轉向燈碎了,車輪鋼絲也彎了,鏈殼也癟了。操槍者還說:"今天算是便宜你們,要不是有急事,先把你們送到派出所喂幾天蚊子!"說完一口煙噴到易

  眼鏡的臉上。據易眼鏡事後說,這一口煙霧中還夾著痰沫子。

  意想不到的事就在這一刻發生了。事後不僅易眼鏡回憶不起這一段,他妻子也說不清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只知道當時發現持槍者不知為什麼慢慢矮下去一截,膝頭半彎著的奇怪姿勢,眼睛翻了白眼,身子優雅地旋轉,旋了整整一個多圈,最後撲通一聲旋倒在地上。然後她就聽到了槍響,叭叭叭連響了幾聲,街上大亂,有女人的叫喊,有小孩的叫喊。她沒看見丈夫的人影,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慌亂中也沒法尋找,於是自己跳過一道欄杆,跑進了路邊一個陌生人家。她後來才知道丈夫已經被抓起來了,罪行是用手中鋼條把派出所的警察打成了重傷——當時他乘對方去轉身的時候,看著那個後腦勺怎麼也刺眼,就情不自禁舉起了手。他手裡居然有一根鋼條。

  易眼鏡是一個文弱書生,當年下鄉的時候,一聽說中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了天,曾跑到後山上大哭了一場,痛泣有科學家走到自己的前頭,已搶走了他為國立功的機會,完全是一個書呆子。呆子專做呆事。怎麼就把人往死裡打呢?事後他自己也十分後悔,說沒想下手那樣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腦袋上劈出一條溝,差點把腦漿劈了出來。他努力回憶著當時的姿勢,計算著自己掄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過他的精確計算,證明腦袋上那條肉溝與自己無關。

  事情的解釋,只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喪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感情是一種較為危險的東西,常常與嚴密周到的思考無關,與一個人的性格常態和處世常規也無關。一絲獰笑,一個頂在腦袋的槍口,一口噴在臉上的煙霧,一輛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損的舊摩托,這些東西構成的侮辱和欺淩,足以使一個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換一句話說,感情用事的時候,大腦裡常常活躍著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邏輯之網頃刻崩潰,使當事人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比較而言,當時衝突的對方就冷靜得多,儘管對易眼鏡的大打出手狂怒無比,畢竟沒有大開殺戒,幾發子彈都打到天上去。他們肯定考慮到不能傷及街上無辜——這就是說,他們的腦子裡還牽掛著這些成文之理和成文之法,沒有感情用事。

  在成熟的文明人那裡,"感情用事"通常帶有貶義,是人生中的失常和犯規。因雞犬之爭便拔刀取命,因酒肉之誼便大節不守,因美人一笑便江山忍棄……這都是感情用事的教訓,我們的外婆或者奶奶不知道給我們說過多少,以便我們成人之後不犯傻,不吃虧,不禍國殃民。這裡的"常"和"規",是人們對利益的理性把握,是趨利避害的經驗總結,至少是得與失的平衡點。當事者一旦越過了這個平衡點,就是走火入魔,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造成的惡果會讓人們覺得不值。故文明社會在這一點上早已有公約:感情不能用事,理智才能用事。這也正是現代"搏弈理論"的出發點,是很多現代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根據這一邏輯,人都被假定為利益追求者並且對利益有理性的認識,因此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利益權衡的結果,可以預測和推算,就像棋盤和牌局上的各種變化,完全有規可循。笛卡爾、亞當·斯密等思想家筆下的人,就是這樣一些深思熟慮者,堪稱發乎理而止乎理的模範。

  搏弈理論的一個精典例子是"旅客沉默案"。案情是這樣:假設一輛行駛的汽車上有一個強盜,有兩個旅客,於是旅客的利益選擇有如下可能性:

  一,兩個旅客共同選擇反抗,雖然都會有一定損失,但可以制服強盜,收益為1;

  二,設若一個旅客選擇反抗,因為強盜足夠兇悍,該旅客不僅會失去財物,還可能失去生命,其收益是-8;而另一個選擇沉默的旅客將從混亂中獲益,比如借機逃跑,收益為6;

  三,兩個旅客都選擇沉默屈服,儘管有財物損失,但無生命之虞,其收益都是-2。

  搏弈理論推定:兩個旅客都同時選擇反抗當然是最好的,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聯手對付強盜的事先契約,或者有契約也缺乏相互信任,所以他們都不會選擇上述第一種方案,也不會選擇第二種方案以舍己利人,最後只能選擇第三種方案,即面對強盜的搶劫,全都沉默以對。他們最可能選擇一個糟糕的結果,但避免最糟糕的結果。

  如果人們確實都是"利益理性人",這一搏弈過程當然無懈可擊,在很多日常行為和歷史事態那裡也可以得到印證。問題在於,人是血肉之軀,人的心智不是一個棋盤或牌局,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群體,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可能有情感的風暴呼嘯而來,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使搏弈理論中那些矩陣和算式蕩然無存。以色列最大的一家報紙《新消息報》在2002年初就中東危機作過一次民意測驗,其結果表明:74%的以色列人贊成政府的暗殺政策,以對付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恐怖行為。但45%的受訪者認為這樣只能助長恐怖行為,31%認為這樣無助于清除恐怖行為,只有22%認為這將削弱恐怖行為。這意味著,大多數以色列人並非不明白暗殺政策將有損自己的利益,但還是支持以暴易暴,支持對自己的利益損害。很明顯,他們在這一刻大多不是"利益理性人",不符合搏弈理論的假設,而是一群紅了眼炸了肺橫了心的情感人。他們的眼睛已經屬￿鮮血,鼻子已經屬￿硝煙,耳朵已經屬￿慟哭,口舌已經屬￿淚流,兩腳已經屬￿瓦礫,一聲救護車的尖叫和幾縷橫飛的血肉已經取代了安全利益謀略,成了他們最急迫最重要的思考焦點。他們也許仍在追求利益,但憤怒已經成了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他們就像上述舉著鋼條的易眼鏡一樣,不惜做出日後連自己也要大吃一驚的事情。易眼鏡後來受益於一個有經驗的律師,在雙方均有過失的解釋下實現了法庭調解,免了刑事處分,只是賠了十八萬元——賠掉了他將近二十年的辛苦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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