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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兩個經紀人拿著他的英譯草稿在法蘭克福書市上賣了十幾個國家。他們請我吃飯，慶祝這個非常好的結果。吃完飯，男經紀人當著在座的人說，要開車送我回家，這很繞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開男經紀人寄來的一封信，當然信是給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熱情。但是他火氣大，說我在晚上與此人發生了什麼感情上的事，而沒有告訴他。男經紀人不是一個壞人，他是否超出職業外和顧客之間的糾葛，本不是值得討論的，他懂得生意經，做我的書做得不錯，他甚至先出定金，讓我寫自傳，並且售出，從另一方面也說明我的書本身不錯。 　　那之後發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亞看他的女兒和前妻，我又懷孕了，做了人工流產。我很難過，一個人蜷縮在黑暗中，聽著窗外的老橡樹被暴雨吹打發出可怕的聲音。 　　那個夏天，他開始在停車場教我開車，因為我不得要領，他不停地朝我發脾氣，態度壞到讓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後來聽人說要想兩口子關係變壞，就讓其中一人教另一人開車。那年秋天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邀請我作為作家參加。他為我準備了個人創作簡歷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書的英文資料。在記者招待會上，男經紀人看見這份資料，認為我有意要跳槽，大為惱火，幾乎當場與我翻臉。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歐洲國家請我去做新書宣傳。他從來不去，他本意是好，讓我自由。那段時間，他是我最好的秘書和精神後盾，所有我與歐洲出版社往來的信件都是他處理，我所有的銀行支票、銀行賬和信用卡也是他處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學校教書，下午我與他通電話，他抱怨手頭寫的關於巴黎一朋友的論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費他的時間，他不僅花時間在我身上，還要花時間在我的朋友上。他說，他在大學教書是教一些小學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國，而我不肯回。 　　我們在電話裡爭吵起來。他說你說死，那就去死吧。 　　我說我會的。 　　他說你是個口頭主義者。 　　我放下電話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藥。換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長衣裳，梳了梳頭，躺在床上，心裡非常感謝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難，沒有一個人愛我，我也沒能力愛人，更沒有力氣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電話來，我說了告別的話就擱了電話。他一聽不對勁，再打電話，我不接。他焦急萬分，打電話給他，他不在辦公室，他只好找在倫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離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門拗開，救護車也到了門前。 　　安眠藥起了作用，我被抬著上車，好像是在做夢，我聽見人說：「她的丈夫來了。」便費力地睜開眼看。暮色之中，他背著他沉甸甸的辦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這邊張望，那麼無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無辜，而且看上去那麼孤獨，那麼悲傷。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知道。 　　醒來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邊。他要帶我回家，說是醫生給我洗了胃，沒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間，他似乎老了許多，我心裡滿是內疚，對他說，對不起。 　　他聽了，想說什麼，卻止住了。 　　醫院聯繫了心理醫生，每週去兩次。心理醫生頭髮灰白，問了好些問題，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長背景。這個人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功夫，對中國文革感興趣，對三年大饑荒更感興趣，對中國人到國外也感興趣，對中國現代化及經濟發展感興趣。心理治療成了我給他上中國當代歷史課。 　　我在英國看心理醫生的同時，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見丈夫和保證要辭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裡親吻。於是，她拉著丈夫回重慶。在長途汽車上，突然遇到幾個強盜搶劫，用尖刀逼著她丈夫交出錢包，丈夫不交，強盜要殺他，小姐姐去擋，結果她的右手掌幾乎被刀砍斷。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醫院搶救，馬上做連接縫合手術，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燙的溫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應天氣痛。丈夫先是被感動，與那女工分手，沒堅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繼續往來。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裡，天天與丈夫在一起，看那個女工怎麼辦？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請小姐姐來倫敦治手，想讓她換個環境。 　　我特別想念親人，期盼小姐姐的到來。 　　夏天小姐姐得到簽證來倫敦，他非常高興，陪我們兩姐妹去布萊頓海邊。車子從天體營海灘經過，那個在海邊裸體的年輕的中國姑娘，她身邊的中國丈夫手拿相機，變幻著焦距拍照。她怕水，還是走進海裡，她笑，他不小心幾乎跌倒，她止住笑，趕緊說：「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開著車，經過那片天體營，連看也未看一眼。 　　車子轉了好幾圈，才找到一個停車位。我突然哭起來，不肯下車。他什麼也沒說，關上車門，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著手提包，也跟著他走開了。我在車裡看著他和小姐姐朝海邊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鷗瘋狂地叫喚，他們離我越來越遠，漸漸與海融成一體。 　　6年前我與他蜜月時來這個海灘，我們在雷聲轟隆烏雲狂卷向我們襲來的當頭，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現在風平浪靜，我卻看不見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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