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虹影 > 好兒女花 | 上頁 下頁 | |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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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能。母親怎麼可以拋下我,獨自走了?在那種年代,連口水都會把人淹死的時期,她居然敢把我這個私生子生下來,敢把我養大,獨自忍受屈辱和各種可怕的壓力不吭聲,這樣的母親,不會不跟她的這個孩子告別就走的。 母親當然不會離開我。 我像一個生有雙腦袋的怪物,一個腦袋承認母親死,一個腦袋拒絕承認。兩個腦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輸贏。 母親蹲在地上給我洗衣的形象,從記憶深處透出,逐漸清晰。那時我還沒上小學,是一個大年三十晚上,吃過團圓飯,母親得當夜回白沙坨造船廠,運輸隊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著母親去,母親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親只得點頭同意。沒有船,我們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來,雷聲陣陣。 我緊緊抓著母親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親走到半路,開始埋怨我,說根本不想帶上我,我卻非要跟著,不聽話,給她添事,真是麻煩!我一生氣,甩開母親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親來拉我,我不理會,自己站起來往前走,馬上又跌倒了。 母親一把抓住我,歎了一口氣說,「這輩子莫非媽媽當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與母親那麼近。母親帶著我走到半山腰的集體宿舍,一共六幢,五十年代的紅磚簡易樓房,三四層高。我們走進第三幢,樓梯上全是灰,牆灰剝落,露出塗了一層覆蓋一層斑駁不均的油漆,新標語遮住舊標語,門窗破破爛爛。在二層靠左端裡的一個房間,母親拿出鑰匙,開了暗鎖。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靠右牆有兩張單人木床,掛著發黃的粗布蚊帳,左牆安了一張單人床,擱著舊木箱,還有一個上課用的小桌子,鋪了塑料布,擱了些杯子筷子之類的東西,依牆有一根鐵絲,掛了幾條毛巾和洗的衣服。母親的床靠窗。我睜開眼到處看,想把母親離家在外睡覺的地方記在心裡。母親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乾淨,換上她的一件衣服,把我塞進被窩裡。頭頂的長日光燈扎眼,她順手關掉。她把我的髒毛衣褲子襪子放在盆子裡,蹲在地上洗起來,窗外路燈餘光打在她臉上,母親看上去很美,很溫柔。 我馬上就睡著了。 睡得很香。爬起來一看,母親沒在床上,我找遍船廠,也沒她的影子。我大哭著叫媽媽,醒來,發現是一個夢。可是母親不在,月亮透過烏雲堆,孱弱地從窗外照耀下來,這個小房間變得陰慘慘。我躺在母親的床上,害怕極了,躲在蚊帳裡,不敢拉亮燈,也不敢叫。還有一張單人床,也有一蚊帳罩著,卻沒動靜。沒一會兒,母親提著兩瓶開水進來,她走過來,看看我,用手把我臉上的淚痕擦掉。我馬上放心地繼續睡。 那是母親嗎?母親一向對我蠻橫、出奇冷淡,似乎她臉上總掛著一串冰柱子,與我隔閡,是前世後生都不可改變的,像一個後媽,不像別人的母親那麼寵愛孩子,呵護有加,表示親熱。我不習慣,認為自己在夢裡。果然母親第二天早上對我冷冰冰,她把已幹的衣服放在我面前,還埋怨地說,「要不是昨夜媽把衣服拿到鍋爐房烘乾,哪有你穿的,真是盡給媽添麻煩!」她恢復如初,而且顯得急躁,一副隨時要發脾氣的樣子。 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就算那是一個夢,不管母親之後對我如何不像母親,我也該滿足。 2 好了,今夜坐在這兒守靈,我得安心一些。 院門外,沒有路人,天光暗黑發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雲層變得又低又厚,鋪壓下來。我說:「但願不下雨,一下雨不曉得搭的棚漏不漏。」 大肚貓一聽,趕快說,「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個鬼祟的身影在大門外閃了一下,就不見了。 我整個神經束都豎起來,陡然站起,跑到大門前,看清楚:那是老鄰居王眼鏡。她比記憶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著石階,步伐不太靈便,算起來她也該有七十歲了。 她來幹什麼? 王眼鏡住在同街的八號院子,災荒年在一個廠子修建隊管秤,將母親抬的河沙故意倒掉,還壓扁籮筐,欺負母親,沒收母親的臨時工證。王眼鏡後來調到地段居委會當主任,不時把母親當成一個道德敗壞的分子處理,給母親小鞋穿,拿捏母親,因此年年得先進。我們一家子見著她都怕怕的,盡可能繞道或躲遠,生怕她找碴兒。若她找到碴兒,母親就得到居委會和派出所背書、寫檢查,遭到好些人訓斥。母親最怕派出所那個年輕戶籍警察,他懲罰母親與眾不同,他在母親的檔案裡添文章,說是要和母親做臨時工的單位領導一起來做母親的思想工作,母親為此掉了好幾次工作。王眼鏡常常出現在我小時的噩夢裡,甚至我長大成人,照舊做她懲罰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濕透牙齒打戰的夢。哪怕我出國,回家探望母親,經過八號院子前,王眼鏡瞧見我,也一樣開罵:「爛絲襪子!你這破鞋養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罵一聲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國外一家電視臺拍我回家探親的電視片,整條小街都得掃入鏡頭。王眼鏡坐在八號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飯,她用筷子敲敲碗沿,松掉鐵鍊,唆使她的大黃狗來咬我們,阻止拍片。導演看不慣,出來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飯扣在頭上,她義正辭嚴道:「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你再來幾個洋威風,我王母娘娘照樣不信邪!」 電視片裡留下了王眼鏡的一個形象:她灰白頭髮,戴一個棕色鏡框的近視眼鏡,手舉著筷子,嘴角掛著笑說,「拍吧,龜兒子,我就還不信這包藥,爛貨生的小爛貨,出息了,在我這革命群眾眼裡還是一樣!」 不錯,就是一樣。 當天我在電視拍攝時說,任何時候拿起筆來寫作,我都是長江南岸那個貧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會理解這話呢?誰能真正聽懂呢? 母親能明白。她幾乎年年都去廟裡,點上七星燈,虔誠地對著蒲團跪下來,口裡念叨:菩薩保佑六妹,給她百合曼陀羅,給她利劍長江水,給她巫山雲和霧,給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竿子到頭路百條,事事通順。 院門口兩側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牆疊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識。母親生前沒什麼朋友,死了,一下子鑽出這麼多朋友,令我吃驚。我打量著花圈上的落款,我們六個兒女都給母親送了花圈;大部分親友們也送了,一人一個花圈或兩人一個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親船廠做臨時工的工友;鄰居們都送了,一個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筆寫了一長串名字,奇怪王眼鏡也在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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