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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收集過阿難的音樂，原帶錄製的質量就不好，借來翻錄，

　　質量就更差，但是他的重金屬聽起來使人心浮氣躁，只是因為人人都說膽大，我不聽就跟不上時髦話題。好幾次他的音樂會不是由於我去不了，就是這音樂會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機會聽到阿難的演唱會是在1986年春天，在北京體育館，好不容易弄到一張票，正點去，體育館早已人山人海，哪裡擠得進，只好和所有到遲了的人一樣站在後排座位上。我沒有帶望遠鏡，遠遠看到阿難長髮披肩，手抱吉他，靜靜地坐在那裡，一柱光打在他身上。而伴奏樂隊更在半暗中，幾乎看不見人。他不像崔健那樣穿綠軍服，而是與普通大學生一樣的裝束，不修邊幅地卷著袖子，腳上一雙圓口黑布鞋。

　　他的聲音相當低沉，而笑容比較靦腆。當時觀眾一說搖滾就情緒如火。等燈光突然聚亮，樂器爆響，全場的呼喊海嘯般潮湧起來。還沒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擁上臺去獻鮮花，有的送手絹，送飛吻，不僅是掌聲，全場一起唱，用手用腳打著拍子，站在位子上跳，比看足球還瘋狂。

　　但是我感到奇怪，因為阿難的風格已經轉向低吟慢唱。依然聽得出搖滾的底子，卻完全沒有煽動的節奏。也許觀眾沒有聽懂，也不需要聽懂，不過是借機起哄而已。沒有到結束，警察就來了，體育館裡裡外外都是，說是人太多，空氣不好，已有人暈倒，為了安全起見，得讓觀眾離開。

　　觀眾不肯，但麥克風突然不響了，當然沒法演出，觀眾被警察引導著離開。我一直想有個自己認識阿難的機會，也被泡了湯。臺上阿難及樂隊在收拾樂器，警察不讓任何人靠近，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觀眾們聚集在體育館馬路上，等著阿難，天下起雨，觀眾還是等著，但不知為什麼沒有等到。

　　那是我看過的阿難唯一的一次演出，此後，他就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轉錄到第二個盤子《煙花雨印象》，的確完全不一樣了。「學習」得真不錯，「自我」也出來了。如果說東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搖滾，我認為阿難走出了一條路子。沿著這條路，阿難甚至可以給西方人一點新的啟示。但是，他就在這個時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樂會，沒有幾個人理解中國搖滾史上的阿難。

　　蘇菲1995年秋天認識我時，證實了阿難的確自那以後沒有在國內公開演出過，只是偶爾在朋友開的酒吧和飯店演唱過。國內只知道重金屬式的「自我學習」的主唱歌手阿難消失，他們並不奇怪，因為「唐朝」、「黑豹」裡的人物也一個個消失，人們已經習慣：歌手不失蹤讓誰失蹤？

　　我背對廣告走了幾步，活動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變化。有變化是幸運的，就像這家店裡的魚缸：兩條小小的魚孵出一大片魚苗，水一動，像樹葉一樣翻轉身，渴望游向遠方。我看對面路上，又一個吹笛人出現，少年的眼睛黑又亮，頭髮捲曲。兩個吹笛人共吹一支曲子，悠緩，有點哀傷。怎麼和阿難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麼一切都在提示這個人的存在。難道我也得像蘇菲一樣瘋狂不成？

　　工藝小店門前，大都是遊客。我到街上找人詢問音樂會的事，一個人回答不了，拉來另一個，個個都熱心，個個都盡心盡力，不說清楚，都不離開。所以我身邊圍了五個人，英文夾著不知道是印地語還是孟加拉語，而且互相激烈爭論。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吵吵鬧鬧，就耐心地聽，最後他們總算在一個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廣告上寫的演出地點在什麼地方。

　　我抄寫在本子上，大家都點頭證實沒有錯，還幫我招了電動三輪車。沒一會，司機把我帶到演出地點。看來是個舞場，佈置卻很印度色彩。要晚上七點才開張，此刻正是清場整理時間。

　　老闆被叫來，瘦瘦的高個子。我講了有個中國音樂家在這兒演出過，兩月前了。「知道他在哪裡嗎？他叫Ananda。」接著我描繪了阿難的年齡和長相。

　　「是有這麼一個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聽的那個？」老闆想了想說。

　　「唱得怎麼樣？聽懂了嗎？」我好奇地問。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們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點跟樂隊吵起來。兩邊配合不了，樂隊是臨時拉起來的班子，兩邊的節奏合不上。噓聲太多，很失敗。不明白那人怎麼要來演唱，他是你什麼人？」

　　我不說話，阿難的失敗，無管怎樣情形，我都不樂意聽。

　　「那是你愛人吧，小夥子很俏呀。」老闆拿我開心。

　　我只好說，「或許是吧，請你回憶一下，這個中國歌手住什麼旅館，之後去什麼地方演出？」

　　「這個我可不知道。」

　　「請幫忙。」

　　「你剛才說是中國人？哦，不對，他像個伊朗人，塔吉克人，總之不會是中國人，我們這兒從來沒有中國人演唱，聽眾也從來沒有中國人，你這樣的旅客一年也來不了幾個。所以你是我們今夜的貴客。快到時間了，你留下來看演出嗎？」

　　我看看手錶，才五點半，他怎麼說到時間了？

　　看見我看表，老闆笑笑，「你才到德裡吧，過兩天你就不會看手錶。表沒有用。你瞧，我們都不戴表，因為我們心裡有個表，」他詭秘地眨了眨眼。

　　他這麼一說，我決定留下來看看阿難唱歌的地方，盡是些什麼樣的表演。

　　離演出還有一個半小時，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點東西。經過郵筒，有人用板車推著一個有許多抽屜的書桌，桌面可以收起來。我邊走邊問，「賣嗎？多少錢？」

　　他穿著白衣，沒有停下，說不賣。我說我想看那些關著的抽屜。他和我對視兩秒，點點頭，他目光往上，我跟著這目光，看到藍花花的天，有一條奇長的白線掛在空中，是飛機駛過嗎？因為沒有風，才久久留在那兒，劃過了整個天空。從來沒看見那麼長的線，從地那端邁向地另一頭。

　　再低頭，奇怪得很，書桌和白衣人不見了。周圍都是比我皮膚深黑的人，一個包頭穿著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條花綠綠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來，像進機場海關時，我知道任何時候，微笑總是合算，否則海關官員會覺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隨身行李統統倒出，檢查，還可能罰你款，搞不好，讓你在小屋子裡蹲一夜。

　　眾所周知，我有個在大學當教授的丈夫，他其實和我並不像夫妻，已經不是夫妻，我們維持著一個平和的表面。沒有我，他照樣活，沒有他，我也照樣活。每每想到這點，我的難過就無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對自己說，明白了吧，一個人根本不需要另一個人也能活，還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參照我的生活，寫書，看書，寫書，讓想像在想像中昇華或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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