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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學校裡教書一星期裡只有一天課，六節，三個班每班二節。教美術課，對於我這只伸開翅膀撲打了幾十年的老麻雀來說，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時間我都打發在畫國畫上。1980年，在社會上打了將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學校又感到工作是多麼乏味，當老師是多麼無聊。為了這種無聊不至於像沼澤地那樣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畫畫來消磨時間，正好我在土夫子隊裡認識的彭找上門來了，彭需要我的畫，他把我的畫和收購的一些工藝品打成包，運到日本和東歐一些國家去賣，賺外國人的錢。彭在日本定居，他有個叔叔在日本，專做這種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裝，戴副變色眼鏡，手裡夾一根長達半尺的大雪茄出現在我眼底時，我還以為是來了個小丑。「何教授，」他給我封頭銜說，摘下了寬大的變色鏡。憑他那寬大嚇人的嘴唇和額下的馬眼睛，我頓時認出了他，「彭哥。」我說。彭看著我桌上壁上畫的一些國畫花鳥和山水，大為高興：「你的畫絕對能賣錢，」彭說，「我騙你是崽，我叔叔專幹這行的。」秋蘭一聽說我的畫能賣錢，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來找何教授的，」彭說，「我還想要何教授介紹我結識幾個湖南的畫家，不然我不得來，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飯，他為了顯自己有錢，把西裝內口袋內的一大疊美元和人民幣拿出來展示給我看。「如今的彭寶，」他得意地說，「用不著看別人的臉色行事了。」他走後，秋蘭說：「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輪流轉，他現在牛屎樣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現在是我的財神，我的工資七七八八加起來勉強兩百元，只夠我一個人用。彭以十元一張從我手上買去，他在那邊怎麼幹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來我這裡收一次，邊數畫邊點錢，簡簡單單。畫國畫等於是耍把戲，十幾分鐘就可以畫一張，一上午可以畫十幾張。我和彭已經成交了五次，彭已經付給了我兩萬多元，就是說我已經有兩千多張所謂國畫被彭運往國外去賣了。

　　彭最近來信說，他不久將回國，要我準備一批畫。他的信是從匈牙利寄來的。於是我停頓了有一向的畫筆又拿了起來，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畫青蛙，畫麻雀，畫雞等等，又鋪滿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來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著個漂亮的小包，燙了頭髮，戴副太陽鏡，像個三十來歲的女人。

　　「是你？」我拉開門時愣住了。她一笑，「不歡迎？」「歡迎。」我讓她進了屋。我手裡拿著支中號毛筆，「我在玩把戲。」我走到桌前說。她低下頭瞧我畫，我本來畫畫是很隨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顯得很認真，比比劃劃，其實我心裡一塌糊塗。她指著我畫的一隻麻雀說：「畫得好活。」「是有點味。」「這張畫給我？」她瞟著我。我說：「你拿去羅。」她彎下身去拾畫，翹著屁股，她的腿讓我目光一熱。我猛然看見了湘江賓館裡的她，那種目光投過來有如一江春水直瀉到我臉上。我瞅著她把畫折疊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裡；她那燙過的頭髮顯出一種裝修過的美，她的臉也是裝修過的，透出一種好嗅的香氣。只有她的眼光沒有被現代文明強姦，那是蛇的目光，進攻型的目光，帶點荒原的氣味。從她的眼睛裡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個舞吧，幹站著顯得蠢氣。」我說。我打開音響，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帶，《美麗的村莊》便從六個喇叭裡揚出來。我把音量擰小了些，走上去輕輕摟著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來。「你跳得真好，」她說。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沒有什麼不好。」我說，「抱著你，我回到了過去。」她的目光躲開了，我繼續帶著一種殘忍的心看著她，「你怎麼又想起要來找我？」「我說不清楚，」她咕噥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個笑話似的婚姻，她同一個香港男人閃電似的結婚了，從認識到完婚還沒有一個星期，但是那個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離去了，從此杳無音訊。「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損她說，「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來尋我是唄？」她後來告訴我那個香港男人用春藥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藥，那個老男子漢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為氣悶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會有什麼羞恥（我們結合過）而回過頭來找我的。「生活就是這樣，理解和不理解都是這樣。」她說。

　　那天我說：「你不怕我強姦你？」「你不會這樣，」她說，臉紅了。「我會！」我說，強橫地摟住了她。她用手抵著我的頸根，我火了，給了她臉上一巴掌，「你以為你真的蠻巧？！」我帶點舊有的仇恨說，「你不過是被別人拋棄的娼婦。」她的左臉至耳根頓時出現了五個紅腫的指櫻「在這種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繼續說。

　　她被我逼人的氣勢懾住了，她望著我，淚水從她眼角無聲的滾落下來。「我走，」她說。她拿起包，真的轉身往門口走，我從背後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覺得這句話是從胸腔裡蹦出來的，像一汪水，從她迷人的髮型上流下去，經過她圓潤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腳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說，聲音很淒涼，「你嫌我。」

　　「不，這更證明我仍愛你。」我堅決地說，把她的臉扳過來，「你是不可能從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在湘江賓館一見到你，我就感到我還愛著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記你，恨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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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二姐從馬來西亞回國的時候也是這麼對我說的。「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二姐說，「還記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溝裡嗎？那是個冬天，你跌得滿身泥水，我脫下紅棉襖包住你，還幫你揩褲腿上的泥。」我不記得了，我說：「記得。」「那天我病倒了，」二姐回憶說，「發高燒好幾天，爸爸還罵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馬來西亞的太陽要毒辣些。二姐滿身綾羅綢緞，戴著金耳環，金項鍊和寶石戒指，但仍掩飾不住歲月流逝的痕跡。二姐在我依稀的記憶中是俊俏的美女，父親很愛她，當她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喚我幾十年未用的小名說，「爸爸死在馬來西亞，他老人家死前說他的骨灰要葬在故鄉，他不願埋在馬來西亞。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歲，壽終正寢。」我對父親已經沒有記憶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說，「我只記得爸爸最後一次開輛油綠色的小汽車來鄉下接我……」「爸爸經常念你，」二姐說，「尤其是後面幾年。」我很慚愧，父親在我記憶的荒島上一點面積也沒占。「我不記得爸爸是什麼相了，」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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