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食記(93)_葛亮

九三

　　▼拾貳　戴氏本幫

　　凡一物烹成，必需輔佐。要使清者配清，濃者配濃，柔者配柔，剛者配剛，方有和合之妙。

　　——袁枚《隨園食單》

　　戴得自小就有些怕姐夫。

　　至於為什麼怕，他卻是說不上來。

　　如今自己白髮蒼蒼，提到了山伯，還是壓低了聲音，對我說，不知怎的，他不說話，眼裡頭一凜，我就不踏實。

　　我看他手裡撫摸著紫砂的老泥壺，手指彈動。仍是不安的模樣。

　　戴得三十歲上，家裡已經在香港開了四間上海菜館。三間在灣仔，一間在觀塘。眼下四間關了三間。觀塘那間是最後關的。姐夫年紀漸大了，做不動。康寧道上，四千多呎的店堂，現在是「雞記」麻將館。

　　戴得在家裡，排行老么。兄弟姐妹八個，父親五十歲才有了他，是老來子。山伯早前未講鳳行家的事，只帶我到了「十八行」來，聽戴得講。

　　戴得坐在自己家唯一的店鋪裡，滿面紅光。雖然是下午三點，吃中飯的客人已經離去，但後面仍是個忙碌的背景。他的妻子，端著一大鍋碗盞茶杯，雄赳赳地往後廚走過去。姐夫五舉山伯，正在櫃上盤點賬目。他的兒子和侄子，則合力在一個巨型的鋼精盆裡，攪打肉餡。

　　這個餐館，有一種刻意的陳舊。與同欽樓無奈老去不同，它似乎很享受並強調著這種陳舊，不加掩飾。頭頂的黑色吊扇，已看得見鏽跡。曼陀羅花樣的米色牆紙，也有著蜿蜒的水漬。但卻並不起眼，因為牆上掛滿了五顏六色的餐牌。餐牌的毛筆字是些許刻意的瘦金體。標示著「龍井蝦仁」「松子黃魚」和「花雕醉雞」的價格。戴得指著其中一張，上寫著「沖爆羊肉」，顯然是筆誤。但他不以為意，說是請高人所寫，將錯就錯。

　　牆上還掛著「四大美人」的畫像，看上去也有了年月。戴得頭上，正是「昭君出塞」。原本是淒苦的景象，但不知為何，畫家將明妃的形容畫出了嬌俏與喜氣。不像是遠嫁和親，倒像是芳心有屬未辜負。

　　儘管山伯介紹我是個做研究的「教授」，但戴得卻還是認定我是「寫報紙」的媒體人。他神采奕奕地請我多寫寫他這個鋪頭，並且告訴我當年林家衛的電影都來取過景。

　　我想一想，問他是哪一部。他說，就是臺詞說，人人都是沒有腳的雀仔那一部。

　　我試探地問他，知道同欽樓的事情嗎？

　　他哈哈笑說，是人都知啦，「溏心風暴」茶樓版。

　　我說，你覺得在香港做茶樓，好不好？

　　他答，當然啦。人人都食「一盅兩件」。

　　我又問，那開上海菜餐廳呢？

　　他答，也好。我自家生意，怎麼不好。

　　我覺得，他的回答過於狡黠與不由衷，於是問了一個潛藏惡意的問題，當年你姐夫為了你家裡的生意，不做茶樓了。你覺得可惜嗎？

　　他愣了一下，說，這是他和我姐的事情，我管不了嘍。

　　他臉上依然掛著笑，笑容裡是訓練有素的混不吝的表情。

　　這時山伯走過來，端了一盤點心，說，嘗嘗「十八行」的招牌，「水晶生煎」。

　　他橫了戴得一眼，輕聲說，和教授好好聊。

　　戴得收斂了神色，正襟危坐起來。我注意到，當他緊張時，會有個習慣動作，就是將食指和中指，交纏在一起。

　　我望望外頭，斜對過是車水馬龍的告士打道。有一對男女說笑著經過，手裡捧著太平洋咖啡的紙杯。遠處有幾個工人，在馬路的對面勞動，是為清理剛剛過去的颱風刮倒了一棵榕樹的散亂殘跡。若在平日，這是我熟悉不過的景致。但此時，卻好像隔了一層時光，在惘惘地眺望他們。

　　我於是也鄭重起來，問道，戴生，能說說那年來香港的事嗎？

　　事實上，戴得已經不記得來香港的情形了。因為那年，他只有三歲。他給我看過一本相簿。其中是他們初來港時拍的照片。那真是我看過的，最具規模的全家福。八個子女，相似的相貌，卻可以看到歲月的退暈。畢竟大哥與戴得之間，整整相差了二十四歲。但這位大哥，並未在照片上出現，因為他選擇留在了上海。照片中間的，是父母親。父親已是半老的人，臉上寫滿風霜。母親微笑著，嘴角的法令紋裡，也刻進了勞苦的

　　痕跡。她的懷裡，抱著戴得。這孩子似乎還沒學會面對鏡頭，如何調整得宜的笑容。但目光裡的無辜和不在乎，與我面前這個近六十歲的老人，別無二致。

　　直到七十年代，戴得第一次隨父母回到家鄉。船開了三天兩夜。據說上岸後，戴得一直在昏睡。當他醒來時，看到父親戴明義正就著黃泥螺和海蜇頭，眯起眼睛，在喝一碗清粥，神情說不出的享受。在香港的南北貨行，能買到海蜇頭，但父親總覺得不地道。

　　戴得給我看另一張照片。戴明義還是清俊的青年模樣，穿著全身的制服。照片的背面寫著一行字：楊浦區通北路37號。這是戴家在上海的地址，戴得一直記得。但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個地址是否已經拆遷，他也不知道了。

　　戴得說，那次去上海，因母親想要看看她和父親結婚的地方。也是他們夫婦最後一次一同回鄉。

　　青年戴明義和柳素娥，相識於救火會和章華紡織公司的聯誼舞會。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