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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張金芳並未睡熟。高麻子的一番話,她躺在隔壁聽得清清楚楚。這麼刺耳的話,她料想丈夫經受不住,便拼命地咳嗽,提醒譚功達克制。可是已經晚了一步,譚功達漲紅的臉,憋了半天,終於由紅變紫,由紫變黑,最後變成了鐵青色。末了,他咬牙切齒地擠出一句話來,道:「時候不早了,你該走了。」

  「你是在下逐客令嗎?」高麻子訕訕地笑著,可臉色也變了。

  「你要是這麼想,也可以。」譚功達冷冷地說了一句,隨即站起身來。

  「你這是什麼意思?」高麻子梗著脖子道,「我好心好意來陪你喝酒……」

  「可我並沒有請你來!」譚功達叫道。

  第二天晚上,高麻子未再登門。傍晚時分,張金芳愁容滿面,朝巷子口望了又望,直到夜闌人靜,月上樹梢,這才把門關了,對譚功達歎道:「如今我們就只剩下了這麼一個朋友,可昨天你把他也得罪了。」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高麻子又樂顛顛地跑來了。他手裡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東西,一進門就嫂子長嫂子短的,就當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譚功達躲閃不及,可又不知道說什麼好,僵在一邊。

  高麻子給臘寶買了一袋大白兔奶糖,給張金芳買了一段勞動布褲料,還有一網兜皺巴巴的國光蘋果。張金芳喜笑顏開,有些誇張地對高麻子道:「你昨晚怎麼沒來?你大哥等了你一宿,覺都沒睡安穩。」

  譚功達把頭扭向一邊,仍然在為前天的事生氣。

  高麻子見狀,便嬉皮笑臉地對張金芳道:「這話你可說錯了,我叫你嫂子,那是出於尊敬,可論年齡,我比老譚還大一歲,他該叫我大哥才是!功達,你說對不對?」

  譚功達見高麻子腆著臉與他緩頰,不接話也過於不近情理,便硬著頭皮道:「要是沒我這個大哥,嫂子又從何而來?」

  他這一說,三個人都笑了。張金芳松了一口氣,正要去裡屋倒水沏茶,高麻子忽然說道:「不忙不忙,我是來辭行的,要去車站趕四點半的車回普濟,和功達說幾句話就走。」

  張金芳道:「怎麼忽然要走?三級幹部會不是要開到十七號才結束嗎?」

  「咳,縣裡都亂成一鍋粥了,會議也只好提前結束了。」

  「出什麼事了?」譚功達問道。

  高麻子看了看張金芳,這才對譚功達說:「功達,原先跟你的那個女秘書,叫什麼名字來著?」

  「姚佩佩。」

  「對,姚佩佩。」高麻子道,「她殺人了。」

  譚功達見高麻子突然問起姚佩佩,又說到殺人二字,嚇得臉色煞白,兩腿都有些發軟。他一把拽住高麻子的手,驚道:「老高,你是說佩佩?姚佩佩?她殺人了?」

  高麻子靜靜地點了點頭。

  「怎麼可能?你不會聽錯吧?她那麼一個膽子像針鼻似的人,平常見到個蟑螂都要嚇得暈過去,她會去殺人?」

  「千真萬確。我開始也不太相信,但這個消息是白庭禹在大會上宣佈的,怎麼會有錯?現在外面大街上到處都是公安和聯防隊員,梅城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設了哨卡。」

  「這麼說,她還沒有被捉住?」

  「時間早晚而已。」高麻子歎了口氣,一隻手搭在譚功達的肩上,使勁捏了捏,道,「她一個女孩子家,能跑得了多遠?功達,我這就得走,不然就趕不上班車了。」

  譚功達怔怔地看著他,只覺得臉頰發熱,四肢麻木,腦子裡一片空白。張金芳斜著眼睛看著丈夫,臉上浮著一縷冷笑。

  送完高麻子回來,張金芳見譚功達仍然傻傻地坐在床邊,手裡捏著一個撥浪鼓,便拿起掃帚柄,捅了捅他:「嘿,你傻啦?」

  她推了推他,摸了摸他的臉,像火一樣燙。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對面牆壁上顫動的陽光,目光呆滯。

  「那小婊子殺了人,與你有什麼相干?你發什麼呆?」張金芳道,「就是株連九族,這一刀也砍不到你身上,你慌什麼慌?老實說,你原先跟那小婊子是不是有一腿?」

  差不多兩個星期之後,譚功達在街上散步的時候,看見巷子口的灰磚牆上,貼了一張通緝令。這張通緝令是由鶴壁市公安局正式簽發的,他一眼就認出了姚佩佩的照片,心裡像是被刀子剜了一下,一陣鈍鈍的痛。那張照片又小又模糊,不過他還是很容易回憶起那張既驕傲又羞澀的臉,能夠分辨出她脖子上深綠色的圍巾。照片上的姚佩佩比現在要年輕許多,紮著羊角辮,嘴唇微微上翹,雖然稚氣未脫,卻帶著幾分憂戚,像是為什麼事情而生氣。

  那時,省委金秘書長的追悼會已經開過了。悼詞經過精心的修飾,仍然疑點重重,不能自圓其說。姚佩佩的逃亡,傳言中赤身裸體的屍身,與悼詞中「與歹徒搏鬥,壯烈犧牲」一類的字眼,不難讓人勾勒出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姚佩佩在那個中秋之夜所遭受的種種屈辱,也不難想像。當然,譚功達也不難發現自己的罪孽。他想起七八年前,那個除夕前的傍晚,天上一陣一陣地下著雪,他和白庭禹去梅城浴室洗澡,他好不容易擠到窗口,將錢遞給她,姚佩佩刷地一下從他手裡抓過錢去……她那尖尖的指甲從譚功達的手背上劃過,印痕卻留在了心裡……

  譚功達每次經過巷子口的時候,總要忍不住停下來,朝那通緝令看上一兩眼。他覺得姚佩佩就在那兒。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個形象伴隨著日漸豐滿的月亮,一起來到他的夢中。

  十一月的秋水沖刷著灰磚的牆面,將那張告示刮得不知去向,牆面上只留下了一個殘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兒,在雨中注視著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嘯的北風和肆虐的暴風雪讓那處白框也發黴變黑,可她還在那兒。

  她那略帶譏諷的、悲傷的臉,她那碎碎的笑容,從未改變。

  元旦剛過,譚功達收到了一封由信訪辦老徐轉來的掛號信。信是聶老虎從鶴壁寄來的,他在信中問譚功達,是不是願意換個環境,離開梅城這個是非之地。他已經正式向省委打了報告:「我的初步設想,打算任命你為地級巡視員,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待幾年,對農村的實際狀況做些調查研究,以便以後重新出來工作。這樣一來,也可以恢復(至少恢復一部分)你的工資待遇,不至於窮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當天晚上,譚功達把這封信的內容跟張金芳說了一遍。那時候的張金芳已經懷了四五個月的身孕,肚子漸漸大起來了。由於從九月份起就停發了工資,張金芳已經好久不願意和他說一句話了。他原以為妻子一聽到他新的任命,必然會歡天喜地起來,可奇怪的是,張金芳聽了,咬著嘴唇,一聲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說了句:「這樣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綠,雨水淅淅瀝瀝地下個不停,他的任命終於下來了,是去鄰縣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當巡視員。副縣長楊福妹專門找他談了話。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變成了「去農村接受監督改造」。經過半年多的賦閑和磨煉,譚功達已不復當年的魯莽和急躁,對楊福妹的故意曲解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匆匆忙忙準備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幾十華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臨走前,他和張金芳的孩子已經出生了。那時,家家戶戶都在忙著包粽子,過端午節,譚功達就給兒子取名譚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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