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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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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譚功達被解除職務之後,他那張大辦公桌一直空著。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錢大鈞以新任代理縣長的身份,搬到這裡來辦公,自己勢必要與他朝夕相處,那可怎麼辦?她成天提心吊膽的,害怕錢大鈞突然出現在她的辦公室裡,望著她似笑非笑。不過事情過去兩三個星期了,她所擔心的事一直沒有發生。姚佩佩倒是在樓道裡遇見過他一回。他不知為何受了傷,頭上纏著一條白紗布,紗布上還隱隱地透出絳紅的血跡。後來,她才聽說,原來是叫譚功達用茶杯給砸的。

  那天下午,錢大鈞來辦公室找譚功達談話,沒多久兩個人就吵了起來。門房的老常說,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裡生煤爐,一聽見樓上茶杯摔碎的聲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樓看個究竟,忽見一隻煙灰缸從窗口飛了出來。他跑到樓上,樓道裡早已擠滿了人。原來錢大鈞和譚功達兩人已經扭打到了樓道裡。他看見錢大鈞手按在額角上,指縫裡往外滴著血;譚功達手裡拿著一把長長的青石鎮紙,發了瘋似的亂揮。別看他四十大幾的人了,可畢竟是行伍出身,發起飆來,三兩個小夥子都攔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樓,最後才被人死死攔住了。譚功達還在那兒亂踢亂蹬,嘴裡罵道:「媽拉個巴子!當年你在挺進中隊,幹出了那檔子醜事,我真後悔當初沒一槍崩了你!」

  錢大鈞也不答話,在幾個人的簇擁下,趕忙去醫務室包紮去了。老常說,他和另外幾個人扶著譚縣長,把他勸到辦公室去的時候,看見白庭禹書記站在四樓欄杆扶手邊悠閒地抽著煙。不過,他什麼話也沒講,人影子一晃,隨後就不見了。

  隨著譚功達的解職,姚佩佩覺得自己在縣機關也漸漸地被人們遺忘。沒有任何人向她下達任何指令,也沒有人打電話到她的辦公室來。她日復一日坐在桌前,托著腦袋,看著窗外發愣。那封入黨申請書她一直沒寫,楊福妹也不再催問。至於上調省裡的事,也似乎沒了音信。在這個寂靜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裡像長了毛。漸漸地,多年來一直積壓在心中的一個念頭終於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辭職。

  可一旦自己辭了職,又能到哪裡去呢?姑父剛當上副校長的時候,姚佩佩倒是動過一點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紹她到梅城中學去教語文。自己讀過不少書,缺的只是教書的經驗而已,中學教不了的話,去小學教孩子們識幾個字還是綽綽有餘。沒想到姑父那邊又出了事。另外,她一想起姑父那份悔過書,就覺得這個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騎車回家,都要經過以前在那兒賣籌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過那兒,她總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兒看一眼。心裡總有一種預感,說不定哪天又要回到這裡賣籌子了。看著浴室那斑駁的灰泥大門,看著大門拱頂上那個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覺得既虛幻、又踏實。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裡傳來了隆隆的機杼之聲,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從門裡進進出出。原來澡堂早已廢棄不用,那兒新建了一家紡織廠。

  難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島上去隱居?她眼前又浮現出譚功達那張臉來。其實,他如果不把襯衫的領子弄得髒兮兮的,不把紐扣扣錯,剪裁一身合適的衣服,把身上弄乾淨,倒也挺像個人的。一想到譚功達,她的心裡就恨得直癢癢!這個人仿佛徹底從人間消失了似的,近一個月來她沒再聽到他任何的消息,連電話也沒有打過一個。這個人真是呆得可以!當年,他和白小嫻要好的時候,出於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無意地挖苦他,說來也奇怪,只要一張嘴,那些怪話就會從她嘴裡源源不斷地冒出來,可當自己好不容易恢復了平靜,甚至已經強迫自己認真地考慮萬一譚功達與白小嫻結了婚,自己應該送什麼禮物合適時,他倒反而說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話來逗她,發誓賭咒要跟她兩人到小島上男耕女織。他的話說得那麼決絕、那麼露骨,害得姚佩佩睜著眼睛數著窗外的星星,一個晚上翻來覆去輾轉難眠。可他說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個沒事人一樣,就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譚功達離職那天,文件和碎紙片扔得滿地都是,最後還得姚佩佩一個人替他收拾。在清理這些紙片的時候,她從地上撿到一個揉皺的白紙團,展開一看,卻見上面寫滿了自己的名字。她數了數,一共有十三個「佩佩」,她認得出,那是譚功達的筆跡。在這張紙的下方,還列著幾道奇怪的算式:

  1961-1938=23

  1938-1912=26

  27-23=4

  這樣的數字等式,她見過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盤算什麼。既然上面寫滿了自己的名字,說不定這張紙條真的與自己有關。或許她還能從這些奇怪的數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隱秘。她把這張紙條偷偷地藏在褲子口袋裡,像做賊似的帶回了家中,一個人坐在燈下,皺著眉頭,細細地推究起來。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腦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數字和等式分別代表什麼意思。臨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擺著的檯曆,心中突然漫過一陣驚喜:一九六一是年份,今年就是一九六一年。一九三八是自己的出生年份,二十三歲是自己的年齡。會不會,他是在計算我的年紀?

  第二個算式也不難理解。她很容易就聯想到,一九一二年這個數字或許是譚功達的出生之年,因為他一直在說他是辛亥革命後的那一年出生的。那麼二十六歲就代表兩個人的年齡差。如果他擔心兩個人的年齡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理負擔(其實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對自己陰晴不定的曖昧態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不過白小嫻的年齡也並不比我大,他怎麼就不擔心了呢?到底是怎麼回事?假如能當面問問他就好了。

  那麼,第三個算式又說明什麼問題呢?關鍵是27這個數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往後一連好幾天,她把所有的這些數字放在一起加減乘除,可無論如何也得不出27這個答案。玩弄這個數字遊戲,成了想像中她與譚功達維持聯絡的唯一途徑。

  她很多次試著給他家打電話,但每一次,電話裡總是傳來吹哨一般的嘀嘀聲……她也曾想過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確切地址——只是隱隱約約聽說信訪辦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當然,害羞和強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許她這麼做。

  最後她決定給譚功達寫封信,可以托老徐帶去。這封信她寫了差不多一整天。寫了撕,撕了再寫,紙簍很快就滿了。她不能把信寫得太露骨,因為這樣一來,萬一遭到對方的回絕,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經過反復盤算,她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雖然譚功達曾當她面說過一些讓她心跳氣喘的瘋話,可她無法瞭解他的真正態度。那張紙條上的數字除了表明他的憂慮之外,畢竟不能說明太多的問題。

  當然,她也不能把信寫得過於晦澀。那樣一來,譚功達這個粗心人極有可能不把它當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裡面的那點小心思……就這樣,快到下班的時候,她總算把這封信寫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兩個有情人之間,非說不可的話,竟然如此之少:

  電話打不通。現有一事相商:我打算從縣上辭職,你的意見如何?

  她覺得這封信不冷不熱,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滿意。它雖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跡,但實際上卻暗藏著讓對方幫她拿主意,進而讓對方替自己做主的潛臺詞在裡邊。她的耳根有些發熱,臉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紅。經過仔細推敲,她又對這封信做了如下改動:

  電話打不通。現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從縣上辭職,你的意見如何?

  與上封信相比,它雖然只多了一個「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進了一層。這個「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譚功達的被解職與自己的主動辭職之間,建立了因果關係,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對譚功達被解職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隨對方的意圖。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現出兩個人在命運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與他共患難的決心。為了給這封信增加一點感情上的修飾,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個字改成了「姚」,後來想想不滿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後,她又有些不要臉地將「佩佩」改成了單字的「佩」。當她把這封信謄抄一新,裝入信封,封好口之後,不知不覺中已累得快要虛脫了。

  在去信訪辦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個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來,那可怎麼辦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門邊的地上看到了一個信封。大概是老徐從門縫中塞進來的。她把這封信抓在手裡,有些不太敢看。由於沒有封口,她心裡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譚功達給她的回信是這樣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辭職完全由你自己決定。我沒有任何意見。譚功達。

  她怔怔地看著信箋上端「梅城縣人民政府公函」幾個紅色的大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氣得渾身發抖,差一點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譚功達用了「完全」和「任何」兩個明確的字眼來拒絕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僥倖。這表明,譚功達不僅看懂了她信裡的潛臺詞,而且明確地予以拒絕。仿佛一個人不僅面目猙獰,而且還戴著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著高高的靴子(譚功達,而不是她期待的功達,或達),渾身上下裹得嚴嚴實實。與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簡直就有點赤身裸體了。她把那封信連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裡噙滿了淚水,心裡滿是委屈和羞恥,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覺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梅城浴室發現了她,進而把她調進縣機關工作,她也不至於在心底裡藏著那麼深的報恩的柔情,更不至於對一個四十多歲的糟老頭子抱有什麼幻想。譚功達就像舊小說裡的一個書生,搭救了一隻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拋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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