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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五月在這裡，很象內地的陽春天氣。陽光把空氣曬得暖融融。到處那麼透亮、乾淨，好象都用清水洗過、罩了一層玻璃似的；草原早就綠了。百靈鳥在很高很高的空中鳴囀，根本看不見它們；只有一陣陣銀鈴般動聽的鳴唱灑下來。敖包山開滿了杏花與桃花。這些花香混同高原上青草的氣息，給風吹得到處飄散。雖然氣味變得淡薄了，但此地人對這種氣味非常敏感，一當聞到它，便油然生髮一種對珍貴的往事深沉的眷戀……這個季節，很多人都來登山，站在山頂放目遠眺，伸向天邊的草原的綠色，會把人們的思緒帶得一樣遠。離人遙遠的事情總是屬￿將來的，或者是過去的。連外地來的客人仁立山頂欣賞這種景色時，也會引起聯想，喚起記憶或幻想中的形象而流連忘返……

　　常鳴在山頂上足足站了兩個小時。他在暮色中走下來，心裡有說不出的舒暢的感覺。短外衣的袖筒裡帶著些草原醉人的氣息。

　　他回到市區大街的一家招待所裡，進了自己的房間。多日裡對面的床一直是空的，現在卻放了一個褐色的大手提包，肯定新來了一位客人。再一看，桌上擺了許多點心水果，還有一張便條裹著一張長途汽車票。他看過便條才知道本地拖拉機修配廠的同志們已經替他把明天返回去的汽車票買好，約他明天在車站上見；桌上的點心和水果是留給他吃的。

　　前幾個月，這裡的拖拉機修配廠去到常鳴的工廠請一名技術員，工作期限半年，幫助解決些技術問題。常鳴雖然不是專職的技術員，但他很刻苦鑽研，對於解決非一般性的技術問題都能勝任。領導很信任他，就派他來了。他在這兒工作不到三個月，一切進行得挺順利，問題都比較圓滿地解決了。他打算明天離開這裡返回去。敖包山是草原上的名勝古跡，他來後工作很緊張，一直未能去玩玩。所以今天下午抽暇去一趟，又怕修配廠的同志們知道了要陪他去而耽誤工作，便沒有聲張，自己悄悄去了。

　　他吃了一點東西。只聽屋門「哐」地一響，走進一個塊頭很大的男人，斜背一個黑色的人造革挎包，兩步就走到常鳴面前，簡直可以說是闖進來的。這人的臉通紅通紅，顯然喝了酒。他的鼻子、眼睛、嘴、耳朵都是大號的，伸過來的一隻大手緊握常鳴的手。這手又熱又肥厚又柔軟，象個膠皮的熱水袋。

　　「我叫馬長春，就是長春市的『長春』那兩個字，你就叫我老馬好了。我是獨唱演員，在瀋陽工作。」

　　他的嗓音明亮、圓潤、柔和，底氣很足，顯然在發音和用氣方面下過很深的功夫。常鳴想起他曾經是位頗有些名氣的歌唱家，不過近幾年似乎銷聲匿跡了，聽不到他的歌聲了。常鳴搖了搖他握著的手，熱情地說：

　　「我叫常鳴。聽過您的歌，您唱得很好。」

　　馬長春先是興奮地睜大眼，接著擺擺腦袋，歎口氣說：

　　「那是當年『過五關』時候的事了，現在『走麥城』了。不提那段兒啦！」他說著，把挎包摘下來扔在床上，又摘下帽子扔在一邊，滿頭濃密的黑髮立即象鋼絲那樣翹了起來，有幾撮豎得直直的，那神氣仿佛在說「你壓不倒我。」他拿出煙遞給常鳴一支，常鳴推回去，表示不會抽煙。

　　馬長春極愛說話，說起來滔滔不絕。而且愛議論不平的事和談論自己。不知是過量的酒精造成的，還是一種天性。

　　「我以前唱的都是抒情歌曲；現在呢？只要激情，不要抒情。歌兒不應該唱，而應當喊，拼命地喊，直嗓門，音量愈大愈好。最好是如雷貫耳，震聾觀眾的耳朵！因此，我來這兒，想調到這兒來工作。在草原上唱歌，你有多大音量也不夠用的。哈哈，我這是笑話。我是給一群非常革命派擠得沒飯吃了！哎，老弟，你說說看，憑我這幾句話能定上什麼？」

　　常鳴笑了笑。他習慣於用笑來回答生客。他並非沒有主見，而是怕找麻煩。因為生活中專門有一批人靠找碴整人活著。他們善於在乾淨的地方發現污點。再把污點放大數百倍，烏黑一片地塗在你的臉上……

　　老馬又來問他了：

　　「哎，老弟，你是極左分子嗎？是靠小彙報過日子，還是靠勤勞、實幹和能力生活的人？你是不是也想拿個小本子把我的話都記下來？」

　　「我希望咱們談點別的。」常鳴微笑著說。

　　「噢！」老馬張大嘴朗朗地笑了，指著常鳴說，「老弟，我頭一眼就看出來你是個正派人！你准打心眼兒裡就憎惡林彪那種人，你決不會為了往上爬而陷害好人。對不對？嘿！我的眼睛可厲害呢……當然，有時我也會把人看錯，那就是每天圍著我轉的幾個非常的革命派。他們過去和我要好，我信以為真，不分彼此。後來整我最厲害的恰恰就是他們幾個。他們搞我的主要罪狀是十年前我在電臺演唱過一些外國民歌。按照他們給我定罪的邏輯：產生那些民歌的國家。只要現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他們就說我宣傳資本主義；如果現在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呢，而我也唱過不少的革命歌曲呢，嘿，他們提也不提。或者說我是為了宣傳封資修故意設置的障人耳目的紅色擋箭牌。然後，他們又在我身上找一些缺點，無限上綱，或者胡亂給你歪曲。比如有一次歌舞團舉行慶祝新年的晚會。我平時很少喝酒——你知道，歌唱演員是不適宜喝酒的。那天大家逼我喝，我喝了兩盅就醉得不成樣子了，這就成了我運動中的一條罪狀。他們說我對現實不滿，借酒滋愁。再比如，有一次我下鄉演出，街上有個女人賣咸花生，我買了幾角錢的吃，他們就說我支持資本主義……諸如此類，全都拉在一起。你想想，老弟，我又宣傳封資修，又支持資本主義，又對社會主義不滿，我成什麼人了？於是他們搞我，所用的辦法你根本想不到。他們知道我有說夢話的習慣，每晚在我床邊安排一個人，守著我，就象守靈似的，手裡還拿個小本本，專門記我的夢話。他們說，一個人的夢話最能反映他靈魂深處的東西。據他們說，一次我在夢裡叫了一聲『火』，轉天就足足審了我四個小時，問我要燒什麼？他們就這麼搞我！如果有可能，他們會在我的肛門上也安裝一個竊聽器，連放屁的聲音也要分析分析呢！老弟，你不要笑，他們辦的愚蠢的事多著哪！這是革命派嗎？我只能稱他們做『非常革命派』。就這樣，他們『非常革命』地擠進領導班子。現在呢，落實政策了，當權派恢復了職務；我也被落實了。你想想他們能高興嗎？他們怎麼肯把一個關在籠裡的鳥兒放了呢？他們整天什麼也不幹，擺弄人、折磨人已經成了一種嗜好。這也是他們用來表現自己『非常革命』最便當、最省力氣的方式。但落實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們不能公開對抗，就暗地盯著我，看我有什麼『復辟行動』。我猜他們的小本子上又記得滿滿的了。因為他們不斷拋給我的眼神等於告訴我了。誰知道，現在有些人拼命叫喊『復辟』、『回潮』，安什麼心？自然報上也這麼說，咱就不好議論了。我受不了這種精神負擔，只要一激動，晚上准失眠。這純粹是給他們記錄夢話時搞的。這樣下去，身體非叫他們弄垮了不可，所以我要趕快離開他們。正巧聽說這裡的歌舞團需要獨唱演員，我就跑來聯繫。我要到這裡來好好為牧民們唱一唱，我要讓自己的歌聲在草原上飄蕩。多年來，我唱不了歌，喉嚨裡好難受呀！」老馬的眼睛在燈光裡亮晃晃。他好象在克制自己，淚水汪在眼眶裡，沒有落下來。他對常鳴說，「你那裡怎麼樣，有沒有這種『非常革命派』呢？」

　　「臭蟲跳蚤哪兒沒有？有人的地方就有，否則它們就活不了。它們是靠吃人血活著的。」常鳴憤懣地說。顯然他給馬長春的遭遇激發起來。

　　馬長春聽了非常激動。痛苦的人受不了的往往是同情。他睜大眼，淚珠雙雙掉下來。他叫著：

　　「說得對，老弟。我猜想你也是個受害者，對不對？不過，你年輕。不會象我這樣，給他們害得這樣苦！」

　　常鳴默然了。他和馬長春不同，他從不肯把內心的苦楚對人講，而能夠把生活中的種種感受錘煉成思想。此刻他胸膛裡充滿有力的情感，神情剛強又凝重。他說：「受害的何止你我。重要的是黨、國家、人民，是青年一代……」他一時要說的話太多，不免停頓下來。

　　「對！」馬長春跳起來，大手一把抓著常鳴的胳膊，連聲叫：「好，好，好，說得好！」他衝動得再也說不下去了。厚厚的嘴唇抖索不止，驚訝地望著這個不大熟識、貌不驚人的青年人。他覺得這青年人非同一般，感情深沉，樸實又成熟，內心的東西似乎很豐富。還有一個很開闊的精神境界，比自己顯得厚重得多。「老弟，你好象比我看得開、看得遠些。我……」

　　常鳴瞅了馬長春一眼。他知道，一個人太痛苦了，常常會跳不出自己的圈子。在這點上，他有過更深的體會，便不禁問：

　　「搞你的究竟是些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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