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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杜瑩瑩心裡沒了主意,郝建國惱火了:

  「你這人真怪!告訴我怕什麼,又牽扯不上白慧。要牽上她就得牽上我。在這件事上,我倆利害相關。瑩瑩,我明白告訴你,將來如果我要在這件事上倒黴,我本人倒沒什麼。就怕你受不了。我可預先都向你交代清楚了!」

  杜瑩瑩擔心地看著郝建國,說:

  「我記得那人住在河口道三十六號;名字,名字,記不得了……」

  郝建國聽了,露出滿意的微笑。他說:「這就行了,有線索就好辦。謝謝你呀,瑩瑩!」同時,他給杜瑩瑩一個溫存的眼色,使杜瑩瑩害羞地埋下頭來。

  郝建國很快就打聽到這青年叫常鳴,是紅旗拖拉機廠的工人。他立即帶專案組裡的一個心腹,以專案調查的名義去找常鳴。

  紅旗拖拉機廠很大,當前正搞學大慶運動,廠內外大牆上貼滿紅色標語。一進大門,道旁豎著兩排很大的玻璃展窗。窗內掛滿先進人物的大照片,作為表彰。每張照片下都寫著他們平凡而感人的事蹟。

  郝建國往裡走著,一邊漫不經心地從這些照片上掃視而過。他眼裡所感興趣的不是旁人的光榮,而是過錯,因為後者對自己有用。但這時他的目光卻在一張照片上停住了。照片上是一張青年人喜氣洋洋的臉。照片下端用紅毛筆端端正正寫了兩個字:常鳴。他扭頭對隨來的人冷冷地說:「就是他!」同時,狠狠地咬了一下嘴角。

  到了黨委接待室,接待他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廠領導。人矮,不胖,但臉色紅潤,精神飽滿,滿頭稀疏鬆軟的頭髮,有一兩綹總滑落到額前來。他很熱情。當他看過調查介紹信,得知郝建國他們來找常鳴瞭解情況。便主動而情不自禁地噴噴誇讚這個青年的工作和品行;一邊不住地把滑到額前的頭髮推到腦頂上去。郝建國厭煩地截住他的話,問道:

  「他的政治表現怎麼樣?」

  「很好。他是我們廠一連三年的廠級先進工作者。學習刻苦,能結合實際,很有成效。」

  「我問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是積極的,在運動中表現很好。」

  「對他母親死的問題呢?能不能正確對待?有沒有抵觸情緒?」

  花白頭髮的廠領導看著郝建國冷冰冰的目光,皺起眉頭。他對對方問話的內容和審問式的口氣明顯地流露出不滿。他把遮在額前的一綹頭髮推上去,回答得冷淡又簡捷:

  「他的母親正要被平反。」

  郝建國聽了這消息一怔,暗中慶倖自己來得正是時機。他不想和這位總去弄頭髮、不大對味道的廠領導多費唇舌,便說:

  「我見見常鳴本人吧!」

  花白頭髮的廠領導什麼也沒說,站起來走出去。不多時,一個高高的、結實的青年走進來,說:

  「我就是常鳴。」

  郝建國一眼盯住他,上上下下打量他,目光顯得挺忙碌,好象要從對方身上尋找出來什麼似的。他絲毫沒有因為眼前這個青年曾是他兇狠棒打過的已經死去的女教師的骨肉,而有任何感觸和不安,反倒非常仇視他。

  誰也不知道他心裡有樁隱秘——他早在中學時代就喜歡白慧,就是白慧自己也不知道。在戀愛沒發生之前,往往是單方面的鍾情、癡情、或自我安慰。那時他還小,不會表白,只想接近她並引以為快慰。從校團總支、紅衛兵連部到「浴血」兵團,他一直和她在一起。他所感到的幸福唯有自己懂得。可是自從白慧突然退出「浴血」兵團到堅決奔赴「愈遠愈好」的邊疆,她好象一隻給風卷去的風箏,愈飛愈遠,拉也拉不住。他曾幾次找到白慧,先是請她回到「浴血」兵團,後是請她留在城市,卻遭到白慧的拒絕。他曾猜想過這裡邊可能有什麼特殊的緣故,但無從得知。白慧和杜瑩瑩不一樣,她不想叫你知道的,你休想知道。這也是他喜歡白慧的原因之一。

  在白慧走後一段時間裡,他曾給白慧寫過一些很熱情的信,但他一共只收到兩封口信,平平淡淡地回絕了他;此後連張明信片也沒再寄給過他。自尊心和感情受到挫傷;愛就漸漸變成恨;這便是杜瑩瑩說他總是罵白慧的根由。雖然現在他不那樣對待愛情了,對這種東西有了新的概念和理解,但他對這個少年時代所愛慕的人卻有一定程度的例外。直到今天他才明白,他不能求好于白慧的一個最關鍵的障礙,原來就是坐在他對面這個陌生的青年……

  今天他來找常鳴有兩個目的:一是他與杜瑩瑩談過的,要設法使常鳴出證證明他不知道白慧打過他母親,免除後患;二是要在常鳴與白慧已然破裂的關係中,再切下一刀、徹底搞散了。

  他用自己事先想好的辦法,先兜著圈兒問常鳴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瑣事。常鳴感到困惑,不明白這些話題對他們有何用處,尤其是郝建國以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同他談他的私事.這做法把常鳴搞糊塗了,哪知郝建國在故布迷陣,麻痹他。就在這時,郝建國驟然扭轉了話題,非常迅速地問道:「你認得白慧嗎?」然後,一雙距離很窄的黑眼睛死盯著常鳴。同時,與郝建國同來的那個人打開一個小本子,準備記錄常鳴的回答。

  常鳴遭到意外的襲擊,如同挨了一槍,全身震栗般地一顫。一瞬間,他眼中流露出的全部心理,都給郝建國敏銳的目光捕捉去了。

  「我認得。」常鳴說,極力恢復平靜。

  「你怎麼和她認得的?」郝建國要乘對方混亂之際多弄出一些實情,所以追問得很緊。

  「我救過她。那次在公園,她掉進湖裡……」

  「不用說了,我們全知道。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偶然相識。」

  「後來發展成什麼關係?」

  「熟識。」說到這裡,常鳴已經平靜下來,思路也清楚了。

  「她找過你幾次?」郝建國問。旁邊一個飛快地記錄著,鋼筆尖在紙上嚓嚓響。

  「十來次。」

  「你找過她幾次?」

  「我沒去過她家。」

  「真的嗎?」

  「真的!我不認識她家。」

  「你們什麼時候中斷的聯繫。」

  「認識後的兩三個月。」

  「為什麼?」

  「因為——」常鳴想了一下,說,「因為她不來找我,就中斷了。」

  其實,郝建國已經知道事情的底細,不是他不想揭露,而是不能揭露。他所需要的回答恰恰不該是事情的真相。他臉上沒有一點反應,問話轉到另一個內容上:

  「你們都談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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