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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總結一個人的一生。我不知道那對不對。尤其是用語言，尤其是對四爺這樣的人。這是一件艱難的事，殘酷的事。我不知道若是真的用一些簡單的文字把一個人一生的經歷——比如我四爺的經歷——總結出來，那份總結，它離那個被總結的生命——比如我四爺的生命——有多遠的距離？它們還真實嗎？它們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我把它們展示出來，展示給這個世界上別的人看，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它們對那個生命以及對我們大家的生命有什麼好處？我們所有的這些人，我們這些人的生命，都是獨立著的。我們更像是天空中的星星，或者是空氣中的微生物，海洋裡的浮游生物，以及一棵橡樹上的樹葉。我們在那裡閃爍著，劃空而過；我們在那裡遊動著，遷徙繁衍；我們在那裡搖曳著，婆娑作響，由綠漸黃，然後飄落。如果不是為了仟海和贖罪，我們誰有資格去總結甚至去關照別的生命？誰？！ 　　但是我現在必須要來總結一個人的生命經歷了，用簡單的文字，總結我的四爺。這樣作肯定是有禁忌的。我肯定會碰碎一些什麼，把我們涉及到的生命和歷史弄疼，讓我們大家都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窒息。我知道這一點，可我不能停下來，有時候我寧可背著不孝不敬的罪名，背著把歷史弄疼的罪名，背著讓大家都窒息的罪名去做一些什麼。如果我們不明白，如果我們老是在夢裡驚醒過來，我們即便孝敬著舒坦著暢快著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就是我的想法。 　　四爺叫簡乾和，1917年生，湖北省麻城縣乘順區料棚鄉東沖村人，弟兄四個，排行老四。年少時在家鄉替親戚放牛，年資三石糙米，稍大後租種親戚家二畝三分土地，以養家度日。1933年春在四川通江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十二師，任戰士、班長。1933年5月在空山壩戰役中負傷，傷癒後歸隊。1935年3月在強渡嘉陵江戰役中再度負傷，傷癒後參加長征，任班長、副排長。1936年11月在古浪戰役中被俘。1937年3月從韓起祿軍中逃出。1937年9月在三原縣參加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任戰士。1938年4月在山西遼縣九路圍攻戰役中再度被俘，成為勞工。1944年從井輕煤礦出逃，輾轉流浪。1944年11月在河南境內參加新四軍五師，任戰士、副班長。1949年7月在攻打宜昌時負傷，傷癒後歸隊。1951年2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人朝作戰，任槍械員、押運員、司務長、管理員。1951年5月在漢江被俘。1953年8月被釋放回國，在貴州北陸農場工作。1958年轉業，任農工。1961年被疏遣回原籍，中途在長沙落腳。1967年到長沙紅星牛奶場當臨時工。1979年進人榮軍療養院至今。 　　我不知道別人的歷史是怎樣的，但是四爺這樣的經歷，真的是有點讓人窘迫，真的是有點讓人說不出話來。他是一名軍人，他生命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軍隊服務，都在各種名目的戰事中死去活來。他一次又一次地負傷，有時候是掛點小彩，有時候簡直就是支離破碎，身上滿是戰爭遺留下來的碎片。他參加了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志願軍，足跡遍及全國各地，他甚至把自己弄到朝鮮的白山黑水之間，端著三尺半長的步槍跌跌撞撞地衝鋒去了。他這種老兵的資歷，拿到這個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中去，都足以向人誇耀，都有資格博得對方的大拇指。但是我現在提到他，更多的不是驕傲，而是另一種複雜生澀的心情，我說的複雜生澀的心情。不是四爺的官銜。四爺幾乎沒有官銜，1955年軍隊第一次授銜的時候，四爺領到了一副中尉肩章，雖然這和他22年的血火軍齡以及渾身的傷疤不對等，雖然大多和他同時入伍的軍官都在那一次領到了將校銜的肩章，但沒有人覺得四爺和那副一杠二花的中尉銜肩章有什麼不配之處。大家都覺得這樣很好。大家甚至覺得這樣做已經相當不錯了。大家這麼想，果然在接下來的幾次調銜時都沒有四爺的份。大家都認為還有更多的同志需要考慮，他們才更有資格得到考慮。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四爺離開軍隊的那一天為止。我的四爺他當了半輩子兵，卻幾乎沒有軍銜，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倒黴的兵。他的運氣真是糟糕透了。他在他的職業軍人生涯中，三次被俘。三次，他都被迫放下手中的武器，拖著鮮血淋漓的身軀，從冒著煙的屍陣中搖搖晃晃地走出來，走進軍人最強烈的恥辱之中。他剛剛丟棄的槍枝槍管灼燙如炭，槍膛裡也許還裝填著沒打光的子彈，但是他已經從生命的自尊和生命榮譽的高處墜落下來了。這真是令人屈辱的經歷。這個經歷才是我們面對時尷尬的真正原由。 　　現在我們邁出了最艱難的一步了，我們開了那個頭，知道了我的四爺，一個生命的大多數時間都在作戰以及為作戰所累的軍人，他在他軍人的生涯中有過三次被俘的經歷。他的生命除了受到槍彈的摧殘之外還遭受到更為屈辱的剝奪。他的自尊在屢次打擊後已經相當脆弱，細若遊絲了。他在更多的時候，在被指證軍人身份的時候，是沒有榮譽可言的，是遭到他人唾棄的，是被嘲笑、鄙視、斥責、憐憫、寬容、引以為戒、遺棄和盡可能掩蓋起來的。我們知道了這一點。我們開了這個頭。然後我們該怎麼辦呢？ 　　面對一個生命，我們的知道和我們的開頭究竟有多少意義？ 　　在我的家鄉東沖村那片乾爽的土地上，四季都有新鮮的山風從大別山的深處吹來，它們暢暢快快地在田野上奔跑，一路如歌。因為如此，因為如歌的山風四季不斷，我的家鄉總是顯得濕漉漉的，變幻著紅花草的味道、油菜花的味道、麥穗的味道和番薯藤的味道，它們在整個四季都讓人陶醉不醒。 　　我的家鄉屬￿那種貧窮但民俗甚盛的地方，它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一樣，具有單薄和倔強的雙重稟性，這就使我的家鄉充滿了農業社會的典型性。我的家鄉幾千年來都沒有讓它懷抱裡的人們富裕起來，它一直讓他們為最基本的生計窘迫著，以此來把他們圈在自己身邊。人們習慣了這一種與生俱來的貧窮，即便是在秋天這個具有狂歡性質的季節裡，人們的欣喜也只不過是來自泥土教育的習慣而並非對收穫的報答。 　　我的家鄉的父老們由此就具有了一種反叛性，那是一種對土地的反叛。他們對土地為他們提供的一切既感恩戴德又抱怨不休。他們是深深地，長久地，銘心刻骨地不滿足著。這種不滿足因為對土地擁有的兩極分化而最終被觸發了，它使那些缺少土地或完全失去土地的人們像煮熟了的粽子一樣團結起來，去奪取和分割土地擁有者們手中的土地。這種奪取和分割土地的行為世世代代屢有發生，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行為漸至高潮，如火如茶了。 　　我們簡家是個大家族，大家族中糧食困頓卻盛產男人。在那個年代，我們簡家幾乎所有成年的男人都參加到土地革命中去了。他們參加了紅一軍、紅四軍、紅甘五軍、紅甘八軍。他們當兵，或者當農會幹部、蘇維埃幹部、CY幹部。他們如果年齡太小，比如只有十一歲，或者十二歲，不被批准入伍，他們就哭，就扯人家的衣襟，就跟在隊伍後面十裡二十裡的死纏硬磨，非要當兵。如果這一招還不靈，他們就氣鼓鼓地回家，把家裡狩獵的土銃或者砍柴的砍刀翻出來，參加少年赤衛軍去。那真是一個熱熱鬧鬧的年代，一個讓所有少年和青年男子興高采烈和有所作為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喪失了土地的男人兒乎都有著一種共同的興趣，那就是對當兵這件事情一往情深。 　　我們簡家只有一個男人對當兵這件事無動於衷，這個男人就是四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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