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都梁 > 血色浪漫 | 上頁 下頁
二〇


  鐘躍民是真喜歡這本書,不過,這可不是他的目的,借書是個最好的藉口,有借就有還,這一來二去的,什麼事都能辦了。他作出興奮狀:「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現,請黨和人民在鬥爭中考驗我。對了,《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劇要公演了,你看不看?」他使出最後一招撒手鐧,按他的推算,只要把如此緊俏的芭蕾舞票亮出來,這妞兒就算是擺平了。

  果然,周曉白興奮得臉都紅了:「你有票?太好了,我從小就喜歡芭蕾舞,還去少年班學過呢。」

  鐘躍民得意地說:「你看,我這個教練沒白認吧?又教你滑冰,又帶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讓你趕上啦,那本書……」

  「別臭美了,不就是兩張破票嗎?不帶我去我還不稀罕呢,哼,我最煩別人和我講價錢。」

  鄭桐不愛聽了:「什麼?破票,這票來得容易嗎?我們排了整整一宿隊,凍得哥兒幾個跟孫子似的,後半夜我和袁軍困得實在扛不住了,在一個商店門洞裡剛眯一會兒,鐘躍民這孫子拎著塊磚頭就過來了,一磚頭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鐘躍民連忙打岔:「我說時間不多了,還一個小時就散場了,你們得抓緊時間練練。現在我正式授課,你們要好好學。說句不好聽的,就你們倆這水平可真夠給我丟份兒的,到時候人家一問誰是教練,有人說是鐘躍民,讓我這老臉往哪兒擱?沒辦法,就這水平我也得教,誰讓我有責任感呢?」

  周曉白嘴一撇:「鐘躍民,你貧不貧呀,誰稀罕你這破教練?」

  袁軍匆匆滑過來:「躍民,那邊有兩撥人碴起來了,是外交部的杜衛東和和平里的地雷他們。」

  杜衛東是鐘躍民的哥們兒,他不能不管,這邊已經初戰告捷,無須留戀,他抬腳就要走。

  周曉白知道他們又要去打架,連忙試圖制止:「鐘躍民,你怎麼走了,還教不教我滑冰了?」

  「一會兒回來再教。」

  「別去打架,好嗎?」

  「不行,杜衛東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嗎?」

  「鐘躍民,你要非去,以後就別理我。」周曉白賭氣地說。

  鐘躍民只當是廢話,這妞兒腦子有病,還沒怎麼著呢,就管起人來了,這會兒就是鐘躍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

  他沒理周曉白,轉身和袁軍等人向人聲喧鬧處滑去。

  在京城眾多的頑主中,杜衛東算個另類人物,首先他的來路很成問題。在幹部子弟的圈子裡,誰家老頭兒是哪個山頭的,這很重要,這關係到你是什麼來路的問題。譬如兩個以前並不認識的幹部子弟,第一次見面要「攀道」,首先就是問問「你爸爸當年是哪部分的」,這一般都是指抗戰時期他們的父輩屬於哪個部隊。幹部子弟們把時間的坐標定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有道理的,因為抗戰時參加革命的幹部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已成氣候,到了「文革」前,他們的級別一般都在司局級以上。

  至於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參加革命的幹部,一是年齡較輕,二是級別較低。在一些高幹子女眼裡,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工作的幹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為那會兒共產黨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其規模已成氣候,軍隊也達到上百萬人。幹部子弟們開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戰或紅軍時期的家世。他們「攀道」是有些規矩的,如果你的父親是新四軍系統的,對方先要問問是幾支隊的或是幾師的。這種問法是很內行的。你要是張嘴就說「我父親1938年在新四軍五師」,那就是找挨駡呢。因為新四軍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變為分水嶺。皖南事變之前軍部以下的建制為4個支隊,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宣佈為「叛軍」,被撤銷了番號,是共產黨自己重建的。

  重建後的新四軍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所以說1938年的新四軍還沒有師的建制。如果他們的父輩是八路軍系統的,則要問問是屬於哪個軍區的、幾分區的,原因是抗戰初期八路軍的主力部隊大多集中于晉察冀一帶,晉察冀軍區是八路軍於1938年4月在華北完成了戰略展開後組建的第一個軍區,下轄若干個軍分區。可別小看了這個不起眼的軍分區,1955年解放軍授銜時,當年的軍分區司令員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將軍銜,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覺得幹部子弟們腦子有毛病,兩個不認識的人一見面,張嘴就是「你爸是幾分區的」,這不是傻逼是什麼?由此看來,幹部子弟這個圈子不是誰都能進入的,就這麼幾句簡單的對話,你要是沒有點兒黨史、軍史的基礎知識,馬上就會露餡,大部分幹部子弟對黨史、軍史都是無師自通。

  杜衛東的出身和「幾分區」並不搭界,他壓根兒就不是中國人,而是個純粹的日本人。他的父親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編譯局請來的外國專家,長期在中國工作,杜衛東從小就生長在北京,說得一口京油子話。「文革」前他不叫杜衛東,叫什麼誰也想不起來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紅衛兵運動興起時,北京的大學、重點中學,都有外國留學生。這些外國學生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文革」。在北大附中讀初二的杜衛東表現得比他的中國同學還要激進,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給改了,改叫「杜衛東」,意思自然是要保衛毛澤東了。他很執著,不管毛澤東是否需要他保衛,反正他是打算保衛到底了。

  「文革」開始後,杜衛東也和中國的紅衛兵一起造起反來。不知為什麼,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劃為「幹部子弟」,愣說他爸爸享受司局級待遇,勉強也算是「高幹」。老紅衛兵的歷次活動——成立紅衛兵糾察隊、以「聯動」的名義衝擊公安部等他都參加了。

  「大串聯」開始後,他聯絡了幾個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紅旗徒步去「長征」。在延安棗園,杜衛東向接待方提出,他們是日本左派,是來中國取經的,回去準備在東京進行武裝起義,推翻日本反動派的統治。在未來的戰鬥中,他們可能會犧牲,在犧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一夜。對於一個馬上就要犧牲的人來說,這個要求並不算過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於有這類要求的外國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兩個小時。杜衛東睡了兩個小時還覺得不過癮,又花了兩天時間排隊,再度體驗了一次毛主席住窯洞的崢嶸歲月。從延安出來,他們又徒步「長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肅穆地對身邊的幾個日本哥們兒說:「如果毛主席當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國會像今天的日本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當然,這都是杜衛東1966年、1967年這兩年的表現。他是個喜歡跟潮流的人,既然杜衛東也屬於「老兵」圈子裡的人,那「老兵」幹什麼杜衛東當然也幹什麼。時間進入1968年,當年的老紅衛兵們在政治上早已失勢,他們心灰意冷地遠離了政治,幹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當。此時的杜衛東自然也不會閑著,他也弄了身將校呢穿上。他父親杜源平五郎的工作關係歸外國專家局管理,於是杜衛東也像北京大院裡的孩子一樣,對外交談時總有個歸屬問題,所以他自稱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頑主。

  鐘躍民有時碰見杜衛東就拿他開心:「衛東,你丫怎麼還沒走?」

  杜衛東說:「我他媽走哪兒去?」

  鐘躍民說:「有你這麼辦事兒的嗎?咱們那東京武裝暴動的計劃可是兩年前就制訂好了,怎麼現在還沒動靜?要都像你這樣磨磨蹭蹭,世界革命還幹不幹了?咱不是最後還要到美國打白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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