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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四


  徐金戈在這一瞬間也百感交集,多少年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對自己而言,這個世界真的非常冷酷。自從楊秋萍死後,他覺得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也隨著死去,早已變得心硬如鐵,卻沒想到今天自己還會激動,還會有一種見到故人的欣喜……

  徐金戈握著文三兒的手說:「文三兒啊,我還活著,坐了二十五年牢,就算我有天大的罪,現在也該贖清了,見到你真高興,咱們得好好聊聊,這些年你過得怎麼樣?」

  文三兒用浴巾擦了擦眼淚鼻涕:「徐爺,一言難盡,我過得再不好也不能跟您嘮叨,您可是受了苦啦,咱們現在就穿上衣服,我得請您吃飯。」

  北平和平解放後,最先倒霉的是文三兒,這怨不得別人,要怨只能怨他那張臭嘴。解放軍進城後,新政府貼出告示,要求凡在國民黨軍警憲特部門工作過的人儘快到各區的登記站進行身份登記,有武器的要交出,凡隱瞞身份或藏匿武器的,一經查出,嚴懲不貸。那段時間裡,各城區的登記站前排起了長隊,文三兒路過時還經常停下來看看熱鬧。這些排隊的主兒都蔫頭耷腦,顯得憂心忡忡,文三兒很有些幸災樂禍,倒退幾個月,這幫孫子可不是現在這模樣,見了臭拉車的沒說話就先瞪起了眼,如今算是崴泥啦。看來這世道是真變了,窮人還真翻身做主人啦!想到這兒,文三兒都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優越感。

  唯一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大褲衩子那來順,自打解放軍進了城,那來順對文三兒的態度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見了文三兒愛搭不理的,有好幾次,車行裡的夥計們聊天,只要文三兒一開口,那來順的話就橫著出來,每句話都能把文三兒噎到南牆上。文三兒覺得犯不上和那來順置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來順如今是屎殼郎變季鳥兒——一步登天了,他一個遠房侄子跟解放軍進了城,現在是區政府的工作人員,那來順立馬抖了起來,覺得「同和」車行擱不下他了,連孫二爺的車份兒也不交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孫二爺,這老東西連個屁也沒敢放一個。

  文三兒終於在一天夜裡被幾個武裝士兵從被窩裡拎出來,戴上手銬拿進公安局。持續二十四小時的突審把他審得頭昏眼花,審訊者提出的問題很簡單:「你什麼時候參加的軍統?你的上級是誰?為什麼不參加登記?」

  文三兒大呼冤枉,說自己壓根兒就不知道軍統的大門朝哪邊開,自己就是一臭拉車的,人嫌狗不待見,就是上趕著往前湊人家軍統都懶得搭理。

  負責審訊的幹部剛從作戰部隊轉業到公安局,本來也是個粗人,他一聽文三兒繞來繞去,車軲轆話來回扯,顧左右而言他,便心頭火起,認定文三兒是個受過反偵察訓練的老手,他把上了膛的駁殼槍往桌上一拍吼道:「文三兒,我給你三分鐘時間,再不老實交代我一槍斃了你!」

  而文三兒還沒到三分鐘就尿了褲子……

  這件事很快就搞清楚了,那不存在的「軍統特務」是文三兒自己吹出來的。怨不得別人,文三兒為自己這張嘴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白白蹲了一個星期的號子。他心裡跟明鏡似的,使壞的沒有別人,除了那來順這王八蛋,不會有第二人。

  肖建彪、孫二爺都是1950年「鎮反」時被拿進大獄的,彪爺進去沒幾天就給斃了,據說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至於孫二爺的罪過,當時辦案人員還有些爭論,有的人認為孫二爺雖說是個老流氓,但沒有什麼血債,論罪不該死。有的人卻認為像孫二爺這種社會渣滓殺一個少一個。後來辦案人員決定,還是讓群眾評議一下,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

  區公安局和區政府的工作人員把孫二爺押到「同和」車行,召集車夫們開了個控訴會,鼓勵大家大膽揭發孫二爺的罪行。車夫們發言都很踴躍,那來順躥上去照著孫二爺的老臉就是幾個嘴巴,他咬牙切齒地罵道:「老王八蛋,你也有今天……」

  區政府主持會議的幹部當即表揚了那來順:「還是這位工人兄弟覺悟高,對敵鬥爭的態度很堅決,我們要向那來順同志學習!」

  那來順受到表揚便有些摟不住興奮,他請示道:「政府同志,你們甭管了,把這老東西交給我們得啦,我保證把他打出屎來。」

  當然,公安局的同志堅決制止了那來順的衝動。

  文三兒在會上也以受害者的身份發了言,當說到孫二爺逼迫自己每天早起遛鳥兒時,文三兒還掉了幾滴眼淚。至於孫二爺為遛鳥兒免他車份兒的事,文三兒則閉口不談。當區政府的工作人員為孫二爺的定罪問題徵求大夥意見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表示:斃了算啦!

  結果孫二爺就真的被槍斃了,罪名是流氓惡霸。

  沒過多少日子,那來順由於對敵鬥爭堅決,被作為工人骨幹調到一家工廠與資本家做鬥爭去了。

  文三兒還在一個建築工地上見過白連旗和德子,這兩位爺正灰頭土臉地給人家當小工呢,文三兒尋思,這就對了,新社會可不養閒人,八旗子弟怎麼著?您湊合著篩沙子吧。

  文三兒接下來的日子過得很平淡,抗美援朝戰爭、「三反五反」運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些運動似乎和一個車夫沒有太大關係,只有一件事使文三兒一直耿耿于懷。1956年公私合營,文三兒加入了街道辦事處下屬的企業——貨運聯社,成了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職工,每月工資四十二元。這倒是件好事,旱澇保收,幹多幹少都是四十二元,比起新中國成立前饑一頓飽一頓的強多了,唯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徐金戈送他的洋車稀裡糊塗成了公產,文三兒為此心疼得失眠好幾夜,幸虧第二年聯社統一淘汰了人力車,全部換成腳踏平板三輪車,文三兒的心裡才恢復了平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時,文三兒整好六十五歲,按他的年齡五年前就可以退休,但文三兒考慮到退休後的收入會減少,再加上身體也不錯,所以就沒辦退休手續。

  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文三兒和那些狂熱的青年學生沒什麼兩樣,只是覺得日子過得太平淡,提不起精神來,這時猛不丁地來場運動也是件挺熱鬧的事兒,不僅是以前的一切章程都不作數了,而且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被揪了出來,正撅著腚挨鬥呢。

  文三兒感到很興奮,有一次他從絨線胡同經過,看見紅衛兵正在鬥爭一個胖子,據說此人是個資本家,文三兒停下三輪車沖進人群,照那胖子的屁股上猛踹了一腳,胖子摔了個嘴啃泥,文三兒由於用力過猛,一時收不住腳,也跟著一頭栽倒,把嘴唇都磕破了,靠兩個紅衛兵小將幫忙才站了起來。

  文三兒的舉動引來圍觀人群的一陣喝彩,一位女紅衛兵還誇獎了他,這位老大爺覺悟真高,在舊社會一定是個苦大仇深的人。文三兒在眾人的稱讚中凱旋般地騎車離去,心裡很是受用。這些批鬥會使文三兒有了一定的感悟,幸虧自己是個窮人,這年月當個窮人好處實在太多了,至少是沒人惦記你,算計你,一個窮人就像一顆不起眼的沙粒,一旦掉進沙堆裡別人想找也找不著,文三兒覺得自己算是悟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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