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瓦(82)_曹文軒

八二

　　喬桉在人群裡問：「是誰將那母女倆請回來的？」

　　有很多目光轉過來，朝我，朝馬水清、謝百三等人看。

　　上課的鐘聲敲響之後，大家都回頭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陸陸續續地進了教室。我沒有進，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沒有進。我走向他，小聲說：「別上課了。」他沒說話，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們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彎腰在地上撿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遠處的地頭搬瓦，滿手滿臉沾滿灰塵，最小的—個孩子，像個小鬼。汪奇涵聽見了腳步聲，站了起來，「林冰，馬水清……」我們看到他黑糊糊的臉上，有一道不知被什麼東西劃下的傷痕。他用手做了一個手勢，對我們說：「灰大，別站在這兒！」

　　我們沒有動。

　　他用兩隻黑手指推了—下眼鏡，問：「你們找我有事嗎？」

　　我們沒吭聲，就過去搬瓦他說：「你們有課呢！」

　　我們不吭聲，搬了瓦就隨他的孩子一起往地頭走。

　　課正上著，謝百三又帶了五六個人來。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們都有課呢！」

　　大家都不吭聲。於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個長長的搬瓦隊伍。大家間隔著站開，把瓦一片一片傳送到地頭。我們儘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這樣，也沒能將那些瓦全部無損地保全，它們在各個環節上受損，運到地頭的好瓦，也就只有—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邊去，用幾塊磚頭架起一隻鐵鍋，然後就用屋上拆下來的蘆席燒水。火熄滅了，他就低下頭去用嘴吹風；當火突然呼地—下騰起時，他就會向後一仰，將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臉膛染得紅紅的，很健康的樣子。水燒開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擺下十幾隻白碗，往裡面倒上開水，然後讓大家都停下來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說：「水涼了，水涼了……」大家就停住走來，一人端了一隻碗。於是，天空下就響起一片咕嚕聲。喝完了，那白碗—個個再擺回來時，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著，點了支煙，面對著那十幾隻空碗，像—個疲倦的過客，臨時坐在路邊的樹樁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頂就全都揭開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牆，—派大放光明的樣子。

　　四點鐘時，天下起雨來。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趕緊進屋子躲雨。所謂的屋子，就是在校園外的路邊上搭起的一個小草棚，裡面黑洞洞的，進去時得彎腰。我們看了看那草棚，見裡面擺了那麼多家具，又進了不少人，就不肯進去，躲到了幾棵大樹下。我們貼著樹幹站著，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兇狂，從天邊漫過來，打得滿世界生煙。遠處，—個放鴨的披了蓑衣，在攆著追趕雨點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鴨子。

　　—個放牛的孩子騎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種痛快，居然不去躲雨，連人帶牛立在大雨裡。那四堵牆在這大雨裡就顯出一番悲涼來。拆頂之後，它們都顯高了，也顯瘦了。那雨就無遮無擋地傾瀉那四堵牆圍成的方框之中。這即將消失的四堵裸牆，就像從前的年代裡留下來的—份陳跡。汪奇涵不知要幹什麼，撐了一把破舊的黑布傘，沿了泥濘的小徑，朝那四堵牆走去。我們看到他進門去了，過了—會兒，又走出來，然後朝這堵牆望著，一直望到雨過天晴。

　　傍晚，我們幾個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見我們—個個贓如泥丸，問：「你們幹嗎去啦？」

　　我說：「幫汪校長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點了點頭，說：「這是應該的。明天，你們幾個再吃點苦吧，我再派十幾個人去。」說完，他就朝辦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點錯位，但錯開後的上身挺得卻是筆直的。步履也很從容。那一頃刻，我心中忽起了—個疑問：他從前那種痛苦的呻吟，是不是過於誇張了？

　　（6）

　　汪奇涵沒有蓋房。因為王儒安讓白麻子找來兩個泥瓦匠，將兩間教師宿舍打通，暫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業業地管著兩個廁所、一堆工具和許多雜務。過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來。他不怎麼覺得自己痛苦，也無甚壓抑，更無矯飾的惆悵。他變得淡泊了、平和了，也變得真誠了，心胸開朗如秋天收穫之後的平疇，仿佛將世界上的事情都經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許多大題目，覺得用不著拿太多心思與精力去在這個世界裡折騰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樂地看著學生們種菜、栽樹，看著他們將池塘中的魚網上來。他還參與這一切。休息時，他隨便地坐在泥地上，講他從前在大學讀書時的情景，說他見過陸平、聶元梓，講俄國有一個大作家，叫契訶夫，寫了《變色龍》《套中人》等好些小說，講許多典故，學生們都很愛聽。香煙夾在他的手指縫裡，燃燒著，嫋嫋地升起淡藍的煙，把手指熏得焦黃，像個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黃炸藥。

　　對我，汪奇涵從未當面說過一句誇讚的話。幾年之後，我在與油麻地鎮醫院的一個醫生閒聊時，說起了汪奇涵。他告訴我說，一次汪奇涵來醫院請陶國志拔牙，對陶國志說：「老陶，我們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說幾句遠話，那個小林冰，日後若得天時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這油麻地小鎮，是容不下他的。我還真得感謝湯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鑄下一生中—個大錯了……」

　　王儒安與汪奇涵一直沒有太多的言談，路上碰到時，他給汪奇涵一支煙，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煙。如果站在荷塘邊，王儒安會說：「今年藕長得不錯。」汪奇涵就說：「哎，長得不錯。」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頭，王儒安會說：「辣椒瘦了點。」汪奇涵說：「該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倆。她們在食堂擇菜，飼養學校的幾頭豬，抬了水給辣椒、茄子澆水……仿佛油麻地中學不是個學校，而是—個莊戶人家。母女倆很樸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畢業時，王儒安居然當了新郎官。鎮上的人就問：「是跟老的還是跟小的？」我也沒搞清楚，就永遠地離開了油麻地中學。

　　後來，縣裡曾幾次調王儒安去縣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斷然回絕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學有五個學生考上了大學。其中，居然有—個學生考上了清華，還有—個考上了北大，並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就那麼—個農村中學！這事幾乎驚動了全省。但，王儒安並沒有看到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結束後，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臟病，走時沒有一點痛苦，享年六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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