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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62 　　由此看來，世俗小說被兩方面看不起，一是政治正確，「新文學」大致是這個方面，等同于道德文章。我們看鄭振鐸等先生寫的文學史，對當時世俗小說的指斥多是不關心國家大事，我以前每讀到這些話的時候，都感覺像小學老師對我的操行評語：不關心政治。 　　另一個方面是「純文學」，等同於詩。 　　中國有句話叫「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意思是你這個人沒有什麼混頭兒了。 　　這是一個母系社會遺留下來的意思，「姥姥」是母系社會的大家長，最高權威，「舅舅」則是母系社會裡地位最高的男人。這兩種人對你沒有好看法，你還有什麼地位，還有什麼好混的？ 　　「五四」的文學革命，公開或隱蔽，也就到了所謂建立新文學權威話語這個地步。當年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編《小說月報》，常批判「禮拜六派」，後來書業公會開會，同業抗議，商務印書館只好將沈雁冰調去國文部，繼任的是鄭振鐸。繼續批判。 　　63 　　中國幾十年來的封閉，當然使我這樣的人寡聞，自然也就孤陋。 　　記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穫》雜誌，見到《傾城之戀》，讀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龍臥虎之地，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里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驚人。心下慚愧自己當年剛發了一篇小說，這張愛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於是到處打聽這張愛玲，卻沒有人知道，看過的人又都說《傾城之戀》沒有什麼嘛，我知道話不投機，只好繼續納悶下去。幸虧不久又見到柯靈先生對張愛玲的介紹，才明白過來。 　　《圍城》也是從海外推進來，看後令人點頭，再也想不到錢鐘書先生是寫過小說的，他筆下的世俗情態，輕輕一點即著骨肉。我在美國或歐洲，到處碰到《圍城》裡的晚輩，苦笑裡倒還親切。 　　以張愛玲、錢鐘書的例子看，近代白話文到他們手裡才是弓馬嫺熟了，我本來應該找齊這條線，沒有條件，只好盡自己的能力到處剔牙縫。 　　還有一個例子是沈從文先生，我在八十年代以前，不知道他是小說家，不但幾本文學史不提，舊書攤上亦未見過他的書。後來風從海外刮來，借到一本，躲在家裡看完，只有一個感覺：相見恨晚。 　　我讀史，有個最基本的願望，就是希望知道前人做過什麼了。如果實際上有，而「史」 　　不講，談何「史」呢？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恰是個沒有出版的時期，所以難於形成「讀者」觀念，至今受其所「誤」，讀者總是團霧。 　　但寫的時候，還是有讀者的，一是自己，二是一個比我高明的人，實際上就是自己的鑒賞力，謹慎刪削，恐怕他看穿。 　　我之敢發表小說，實在因為當時環境的孤陋，沒見過虎的中年之牛亦是不怕虎的，倒還不是什麼「找到自己」。 　　64 　　八十年代開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我因為七九年才從鄉下山溝裡回到北京，忙於生計，無暇它顧，所以對七六年後的「傷痕文學」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處翻檢舊雜誌，我從小就好像總在翻舊書頁，忽然翻到八零年一本雜誌上的《受戒》，看後感覺如玉，心想這姓汪的好像是個坐飛船出去又回來的早年兄弟，不然怎麼會只有世俗之眼而沒有「工農兵」氣？ 　　《受戒》沒有得到什麼評論，是正常的，它是個「怪物」。 　　當時響徹大街小巷的鄧麗君，反對的不少，聽的卻愈來愈多。 　　鄧麗君是什麼？就是久違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違了，忽自海外飄至，路邊的野花可以采。 　　海外飄至的另一個例子是瓊瑤，瓊瑤是什麼？就是久違了的「鴛鴦蝴蝶派」之一種。三毛亦是。之後飄來的越來越多，頭等的是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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