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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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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的時候有一個說法,叫「改造國民性」。

  也許有辦法改造國民性,比如改變教科書內容曾改變了清末民初的讀書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國」,是個穩妥可行的辦法,只是中國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過讀書改造了自己的「國民性」的大部分讀書人,又書生氣太重,胸懷新「禮」性,眼裡揉不進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導革命。

  我在雲南的時候,每天扛著個砍刀看熱帶雨林,明白眼前的這高高低低是億萬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樣也不能少,遷一草木而動全林,更不要說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內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壞後不能恢復,道理都就在這裡。

  我後來躺在草房裡也想通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一廂情願,而且它們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都不是,皮、毛到底還是可以分開的。

  糟粕、精華是一體,世俗社會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們由語言而轉化的分別智。

  魯迅要改變國民性,也就是要改變中國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後的絕望和孤獨,就在於以為靠讀書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實,非常非常難做到,悲劇也在這裡。

  所謂悲劇,就是毀掉英雄的宿命,魯迅懂得的。但終其一生,魯迅有喜劇,就在於他批判揭露「禮下庶人」的殘酷與虛偽,幾百年來的統治權力對這種批判總是撲殺的。我在這裡講到魯迅,可能有被理解為不恭的地方,其實,對我個人來說,魯迅永遠是先生。

  我想來想去,懷疑「改造國民性」這個命題有問題,這個命題是「改造自然」的意識形態的翻版,對於當下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意識,我們不妨多讀一點弦外之音。而且所謂改造國民性,含禮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國文化的命運大概在於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處也許就是脫數百年來的禮下庶人,此是我這個晚輩俗人向「五四」並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諸英雄的灑祭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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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既無悲觀,亦無樂觀,它其實是無觀的自在。

  喜它惱它都是因為我們有個「觀」。以為它要完了,它又元氣回復,以為它萬般景象,它又懨懨的,令人憂喜參半,哭笑不得。

  世俗總是超出「觀」,令「觀」觀之有物,於是「觀」也才得以為觀。

  我講來講去,無非也是一種「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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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觀過了世俗,再來試觀中國小說。

  「五四」以前的小說一路開列上去不免囉嗦,但總而觀之,世俗情態溢於言表。

  近現代各種中國文學史,語氣中總不將中國古典小說拔得很高,大概是學者們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說史在心中比較。

  小說的價值高漲,是「五四」開始的。這之前,小說在中國沒有地位,是「閒書」,名正言順的世俗之物。

  做《漢書》的班固早就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話「是以君子弗為也」,意思是小人才寫小說。

  我讀《史記》,是當它小說。史是什麼?某年月日,誰殺誰。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殺」為「弑」,弑是臣殺君,於禮不合,一字之易,是為「春秋筆法」,但還是史的傳統,據實,雖然藏著判斷,但不可以有關於行為的想像。

  太史公司馬遷家傳史官,他當然有寫史的訓練,明白寫史的規定,可你們看他卻是寫來活靈活現,他怎麼會看到陳勝年輕時望到大雁飛過而長歎?鴻門宴一場,千古噱談,太史公被漢武帝割了卵子,心裡恨著劉漢諸皇,於是有傾向性的細節出現筆下了。

  他也講到寫這書是「發憤」,「發憤」可不是史官應為,卻是做小說的動機之一種。

  《史記》之前的《戰國策》,也可作小說來讀,但無疑司馬遷是中國小說第一人。同是漢朝的班固,他的功績是在《漢書》的《藝文志》裡列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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