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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6 　　以一個超現實的新中國為號召，當然凡有志和有熱情的中國人皆會趨之，理所當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後諸葛亮，人人可做的。 　　這個超現實，也是一種現代的意思，中國的頭腦們從晚清開始的一門心思，就是為迅速變中國為一個現代國家著急。凡是標明「現代」的一切觀念，都像車票，要搭「現代」這趟車，不買票是不能上的。 　　看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國，你就能由直觀覺出現實與觀念有多大差距，你會問，現代在哪裡？超出了多少現實？走馬觀花，下車伊始就可以，不必調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你可能會在「藝術」上產生現代的錯覺。 　　六六年六七年的「紅海洋」、「語錄」歌、「忠」字舞，無一不是觀念藝術。想想《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可以譜上曲唱，不靠觀念，休想做得出來。你現在請中國最前衛的作曲家為現在隨便哪天的《人民日報》社論譜個曲，不服氣的儘管試試。李劫夫是中國當代最前衛的觀念作曲家。 　　「紅海洋」也比後來的「地景藝術」早了十年，毛主席像章可算做非商業社會的「普普藝術」吧。 　　六六年秋天我在北京前門外大街看到一面牆壁紅底上寫紅字，二十年後，八六年不靠觀念是搞不出來的，當時卻很輕易，當然靠的毛澤東的觀念，靠的是「解放全人類」的觀念。 　　凡屬觀念，一線之差，易為荒謬。比如「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觀念認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樣一種超現實國家的觀念與努力，近十多年來，很多中國人不斷在批判。當然不少人的批判，還不是「批判」這個詞的原義，很像困狠了的一個哈欠，累久了的一個懶腰。 　　我呢，倒很看重這個哈欠或懶腰。 　　7 　　掃除的「舊」裡，有一樣叫「世俗」。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世俗生活被很快地破壞了。 　　五十年代有部很有名的電影叫《董存瑞》，講的是第三次內戰時人民解放軍攻克熱河時炸掉堡壘橋的董存瑞的成長故事。電影裡有個情節是農民牛玉合在家鄉分了地，出來參加解放軍，問他打敗蔣介石以後的「理想」，說是回家種地，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兒，大家就取笑他。董存瑞的呢？是建設新中國。 　　這兩樣都很感動人，董存瑞當然不知道他手托炸藥包象徵性地炸掉了「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兒」。互助組，合作社，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一級比一級高級，超現實，現代，直到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自為的世俗生活早就消失了。 　　農民的自留地，總是處在隨時留它不住的境界，幾隻雞，幾隻鴨，都長著資本主義尾巴，保留一點物質上的舊習慣舊要求和可憐的世俗符號，也真是難。 　　一九六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舊」，我問過幾個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記不清是四樣什麼舊，我倒記得，是「舊習慣、舊風俗、舊思想、舊文化」。這四樣沒有一樣不與世俗生活有關。 　　「新」的建立起來了沒有呢？有目共睹，十年後中國的「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 　　北京我家附近有一個飯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貼過一張告示，大意是從今後只賣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麵兒窩頭，買了以後自己去端，吃完以後自己洗碗筷，革命群眾須遵守革命規定。八六年的時候，同是這家飯館，牆上貼了一條告示：「本店不打罵顧客」。 　　我的經歷告訴我，掃除自為的世俗空間而建立現代國家，清湯寡水，不是魚的日子。 　　8 　　我七八歲的時候，由於家中父親的政治變故，於是失去了一些資格，六六年不要說參加紅衛兵，連參加「紅外圍」的資格都沒有。 　　在書上的古代，這是可以「隱」的，當然隱是「仕」過的人的資格，例如陶淵明，他在田園詩裡的一股恬澹高興勁兒，很多是因為相對做過官的經驗而來。老百姓就無所謂隱。 　　殊不知新中國不可以隱，很實際，你隱到哪裡？說彭德懷元帥隱到北京西郊掛甲屯，其實是從新中國的高層機構「隱」到新中國的低層機構去了。 　　若說我是邊緣人吧，也不對，沒有邊緣。我倒希望「階級鬥爭」起來，有對立，總會產生邊緣，但階級敵人每天認錯，次次服輸，於是就製造一種新的遊戲規則，你不屬￿百分之九十五，就屬￿百分之五。真是一種很奇怪的「數目字管理」。 　　我在雲南的時候，上面派下工作組，跑到深山裡來劃分階級成分。深山裡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種，結繩記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裡頂在頭上另尋新地方去了，工作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老百姓，怎麼來劃分他們為「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這些階級呢？所以工作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層機構，回去交差，留下糊裡糊塗的「地主」「貧農」們繼續刀耕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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