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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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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安地走了,留下小漣一個人。已經數不清是第幾回這樣一個人坐在這個空蕩蕩的房間裡了。於是她再次從洗衣、整理房間,到看書、聽音樂,邊讓自己忙碌邊默默等待。 他是午夜十二點多回來的。她在床上假寐,他輕輕搖醒她,用手抱住她的腰,說已經平安無事了。她說:「這樣的生活讓我缺乏安全感,充滿擔憂,我不想再來了。」 他說:「你是不是覺得你的付出沒有得到什麼回報?付出了,期盼得到回報,還不是有點像你所不屑的交易?你沒有聽說過情由心生這句話嗎?我喜歡你,所以才相信你,相信你也一樣能瞭解我。」他始終沒有告訴她那兩萬元的來龍去脈,只是一下子說了許多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在一起的話。 他又說:「你學過法律嗎?我曾與幾個律師談到結婚公證的事情,那就像簽訂經濟合同一樣。這樣一想,結婚就真的成了一個框,我們只能在這個框裡面生活。」小漣也不希望這是最後一夜,因為一與他相擁深談,所有的煩憂就會消失,那催人淚下的陶醉感打碎了所有的疑慮和堅持。 小漣就像一塊透明的冰,在太多誘惑前,喜歡讓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跳動。對他的感情,看似飄忽柔弱,落地無聲,可是心卻為他框住了忠貞和等待。就像方成說過的版畫之境語:即使是錯的,卻也是真的。 轉眼春節到了。 遲永在大年初一時去了一次哈爾濱,說是紀委的人拉他去的。他的父親是支內的一代,在哈爾濱娶了一個當地人為妻,生養了兩個孩子,建立起四口之家。遲永和他哥哥都是在哈爾濱長大的,常常在松花江邊嬉戲,在俄式建築群旁邊啃香腸邊嚼霜淇淋。那時,他父親開車送貨,母親是工廠幹部,所以還算「小康人家」。這次,他從哈爾濱帶來了好幾斤重的北方香腸和硬邦邦的黑麵包,還叫小漣帶一點回家。小漣笑著搖搖頭,這麼乾癟的東西怎麼吃得下?可是他一看到它們,比在餐桌上看到北極貝等海鮮還要眼睛發亮,都三十歲的人了,在這方面還像個小孩。或許,本質是時間怎麼也改變不了的。 遲永是大年初四回來的,回來後當天下午就和他的大學同學聚餐,小漣也跟著去了。他們這些都是年屆三十的人,是八十年代末上大學念國際金融專業的。他們畢業的時候,正好趕上百廢待興的年代,國門一旦打開,正是他們一茬人風起雲湧的時候,這比七八十年代新舊交替時變化得更快。而他們既擁有扎實的知識,也擁有長期積累下來的對人情世故的判斷能力。他們不像上一代人只有空頭的口號和理想,也不像下一代人害怕挫折和荊棘,他們把理想放在口袋裡,把能力呈現出來,平添了一份現實意義。他們中的許多人一畢業就進入了知名外企,而在現今財會人員飽和的時候都坐上了主管經理人的位置。一個剛從英國銀行培訓回來的同學給他們看康橋的照片,說這哪像是徐志摩筆下秀麗的離別之橋。徐志摩曾說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靈魂的補給,可他的同學說那下面的河水同蘇州河差不多,說得他們都笑了。他又說那兒天氣太冷,設備太差,建築太老式,天色太陰沉。在英國的報紙上,很少有亞洲的消息,比如對於一件飛機失事事件,死了兩個美國人,新聞上會報出他們的姓名,但同時遭殃的兩百位亞洲同胞卻只是一語帶過。因寫《撒旦的詩篇》的作家拉什迪動個眼皮小手術也要報導,而錢鐘書去世卻不必報導。同學又感歎培訓太辛苦太緊張,足足瘦了二十斤。他們還問一個叫阿亮的人怎麼沒有來。阿亮是一個癡心人,大學一畢業就和同班女生結了婚,女生一心想出國,就到加拿大去了,已經在外五六年了,阿亮申請簽證多次被拒,他灰心了,學會了喝酒。阿亮知道她在異鄉一定又有了意中人,而自己還守著她丈夫的名分。遲永的同學們都說還是保持婚姻關係比較好,沒有一個人想勸情緒低落的阿亮離婚的。 小漣看著他們圍坐在一起談話的樣子,想到去年他們初識時他對她說的話:「在大學時,由於我是唯一一個外地學生,所以除了班長之外,沒有誰看得起我。」當初離開上海的他是孤零零的,現在同學之中都說他股票炒得好,於是他與同學們都一個個聯繫上了。他不是五百強裡的高級白領,可這些高級白領同學似乎不再排斥他。他也喜歡與幾個在著名外資金融公司做事的同學大談中國證券發展等充滿理想抱負的話題。一會兒說基金發行是券商贏錢的途徑,一會兒說著如何判斷股市頭部的三種形式:交易量跟不上,成交無量,股指不變和領漲股破位下行,又說到馬克思的一句詞兒「人的本質力量物件化」用在股市上就是看誰抖得機靈,聽得同學怔怔的。特別是一個叫華盛的同學,一個勁兒地叫遲永解釋判斷股市頭部的三種形式。據說華盛在經濟上由於某些原因不是很如意,遲永就說他們春節後要做莊了,並一臉誠意地提出為他做投資理財,華盛由於膽小怕事沒立刻答應,可是遲永覺得這事兒有成的希望。 他們都問他:「遲永,你今後有什麼打算嗎?」 每當別人當著她的面問他的未來計畫時,她都挺緊張。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她的船,自己是不是上對了船,遲永卻一臉淡定地說:「跟大夥兒一樣,活著樂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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