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夢(67)_格非

六七

　　「那小婊子殺了人，與你有什麼相干？你發什麼呆？」張金芳道，「就是株連九族，這一刀也砍不到你身上，你慌什麼慌？老實說，你原先跟那小婊子是不是有一腿？」

　　差不多兩個星期之後，譚功達在街上散步的時候，看見巷子口的灰磚牆上，貼了一張通緝令。這張通緝令是由鶴壁市公安局正式簽發的，他一眼就認出了姚佩佩的照片，心裡像是被什麼刀子剜了一下，一陣鈍鈍的痛。那張照片又小又模糊，不過他還是很容易回憶起那張既驕傲又羞澀的臉，能夠分辨出她脖子上深綠色的圍巾。照片上的姚佩佩比現在要年輕許多，紮著羊角辮，嘴唇微微上翹，雖然稚氣未脫，卻帶著幾分憂戚，像是為什麼事情而生氣。

　　那時，省委金秘書長的追悼會已經開過了。悼詞經過精心的修飾，仍然疑點重重，不能自圓其說。姚佩佩的逃亡，傳言中赤身裸體的屍身，與悼詞中「與歹徒搏鬥，壯烈犧牲」一類的字眼，不難讓人勾勒出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姚佩佩在那個中秋之夜所遭受的種種屈辱，也不難想像。當然，譚功達也不難發現自己的罪孽。他想起七八年前，那個除夕的傍晚，天上一陣一陣地下著雪，他和白庭禹去梅城浴室洗澡，他好不容易擠到窗口，將錢遞給她，姚佩佩刷地一下從他手裡抓過錢去……她那尖尖的指甲從譚功達的手背上劃過，印痕卻留在了心裡……

　　譚功達每次經過巷子口的時候，總要忍不住停下來，朝那通緝令看上一兩眼。他覺得姚佩佩就在那兒。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個形象伴隨著日漸豐滿的月亮，一起來到他的夢中。

　　十一月的秋水沖刷著灰磚的牆面，將那張告示刮得不知去向，牆面上只留下了一個殘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兒，在雨中注視著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嘯的北風和肆虐的暴風雪讓那處白框也發黴變黑，可她還在那兒。

　　她那略帶譏諷、悲傷的臉，她那碎碎的笑容，從未改變。

　　元旦剛過，譚功達收到了一封由信訪辦老徐轉來的掛號信。信是聶老虎從鶴壁寄來的，他在信中問譚功達，是不是願意換個環境，離開梅城這個是非之地。他已經正式向省委打了報告：「我的初步設想，打算任命你為地級巡視員，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呆幾年，對農村的實際狀況做些調查研究，以便以後重新出來工作。這樣一來，也可以恢復（至少恢復一部分）你的工資待遇，不至於窮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當天晚上，譚功達把這封信的內容跟張金芳說了一遍。那時候的張金芳已經懷了四、五個月的身孕，肚子漸漸大起來了。由於從九月份起就停發了工資，張金芳已經好久不願意和他說一句話了。他原以為妻子一聽到他新的任命，必然會歡天喜地起來，可奇怪的是，張金芳聽了，咬著嘴唇，一聲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說了句：「這樣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綠，雨水淅淅瀝瀝地下個不停，他的任命終於下來了，是去鄰縣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當巡視員。副縣長楊福妹專門找他談了話。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變成了「去農村接受監督改造」。經過半年多的賦閑和磨練，譚功達已不復當年的魯莽和急躁，對楊福妹的故意曲解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匆匆忙忙準備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幾十華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臨走前，他和張金芳的孩子已經出生了。那時，家家戶戶都在忙著包粽子，過端午節，譚功達就給兒子取名譚端午。

　　第四章陽光下的紫雲英

　　1

　　五月末的一天清晨，譚功達搭乘第一班長途汽車離開梅城，前往六十華裡外的竇莊鎮。竇莊與花家舍之間的公路尚未通車，他必須在竇莊換船，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

　　汽車打著前燈，以驅散漫天的濃霧，一路喘息著，搖搖晃晃向前行駛。譚功達拿著一頂新草帽，頭髮被露水弄得一綹一綹的。他將腦袋伸出窗外，可他什麼也看不清。他只能通過潮濕的水汽中浮動的氣味和聲音，來分辨曠野中的風景：成熟的蠶豆、大麥、結籽的油菜、薄荷、以及村莊中升起的炊煙……大霧把一切都隔開了。這輛叮噹作響、鏽跡斑斑的老爺車在黑暗中正將他帶往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這種感覺多少有點像做夢。事實上，他真的很快就做起夢來。

　　除了縣委辦公室出具的正式公函之外，他身上還帶著一封由聶鳳至寫給花家舍人民公社書記郭從年的親筆信。這封信封了口，不能拆看，老虎囑咐他親手將這封信交給郭從年。在此前的一封來信中，聶鳳至以較大的篇幅介紹了郭從年其人。

　　1949年，郭從年的部隊在攻打瀘州城的時候，聶鳳至曾救過他一命。這人原是三十八軍的一名副師長，作為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十八悍將之一，參加過兩次四平會戰，從東北的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島。「此人善權謀，性格怪癖，其人其事常有出人意表者。由於戰功顯赫，對我江南新四軍不屑一顧（這當然是十分錯誤的），平常最不愛聽『新四軍』三個字。所以你在與他打交道時，須十二分小心。為了工作方便之計，最好不要洩露自己的身份……」

　　聶老虎還說，自己曾救過他一命，竟也被他引為奇恥大辱。這個人很喜歡搞惡作劇，他的對手們，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笑聲中死去的，即便是在最嚴酷的戰鬥中也是如此。十年前，他拒絕了林彪要他進入空軍的命令，隻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1954年，他曾奉命重新應徵入伍，趕赴朝鮮，可他還沒有抵達平壤，停戰協定就簽字了……

　　汽車抵達竇莊時，譚功達仍然張著嘴，靠在車窗上酣睡。滿身油污的司機手裡握著一把大扳手，走到他跟前，拿扳手在椅子的靠背上「篤篤篤」敲了幾下，他才猛地驚醒過來。原來，車上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時間已經是中午了。熾烈的陽光曬得玻璃發燙。除了大楊樹上陣陣的蟬鳴之外，他聽不見任何聲音。不過他還是趕緊點了點頭，抹了一下滿嘴的口涎，抓起公事包，從車上下來。

　　當他四下張望，向人打聽渡口的方位時，依然殘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陽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一個在汽車站前買涼茶的婦女坐在樹陰下，一邊用扇子驅趕著蒼蠅和飛蟲，一邊朝旁邊的巷子指了指，對譚功達道：「你聽見鑼鼓聲了嗎？」

　　譚功達靜心一聽，遠處果然有鑼鼓聲隱隱傳來。

　　這位婦人即便是抿著嘴，兩顆大門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這個巷子，往東一拐，就可以看見渡口的船了。不過要快一點，共青團秧歌隊的鑼鼓一停，船就要開了。」

　　譚功達出於感激，連喝了她兩杯茶，剛想離開，大暴牙婦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譚功達好一陣子，這才似笑非笑地說：「那條船有兩條跳板。你上船的時候，最好走左邊的那一條。」

　　「為什麼？」譚功達一愣，滿臉疑慮地看著她。

　　那女人詭譎一笑，未再說話。

　　譚功達走進了一條覆滿莓苔的陰暗的巷子。聽到鑼鼓聲漸漸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他看見不遠處的樹林邊有一片狹窄的河灣，水面上長滿了茂密的蘆葦。一批身背腰鼓，穿紅掛綠的秧歌隊員正在上船。他們排著隊，在走上跳板的時候，仍然在打著腰鼓。

　　其實，時間完全來得及。譚功達在火辣辣的陽光下，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趕到渡口邊，上了船，在船艙的一個角落裡大口大口地泛著酸水，而排隊上船的共青團員仍有一小半還留在岸上。船艙裡彌漫著脂粉和機油的氣味。竹制的頂棚篩出細碎的陽光，像銅錢一樣，隨著船身的搖擺在船艙裡跳動不已。舵工赤著腳，敞著胸，黝黑結實，在船頭船尾走來走去。那些秧歌隊員進了船艙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嘰嘰喳喳地嬉戲打鬧。

　　譚功達拿起草帽，扇了扇風，正想找個地方坐下來，忽聽得「哎喲」一聲尖叫，人群中出現一陣騷動。他扒住船幫往外一看，原來，最後一名秧歌隊員在上船時腳底打滑，連人帶鼓墜入了河中。好在河水不深，那個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蘆葦叢中胡亂地撲騰了幾下，嗆了幾口水，不一會兒就被人救起，渾身上下都是泥漿。那姑娘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又是哭又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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